1993年，我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以往的西 方哲学经历了四次危机，前三次危机都迎来了下一阶段的哲学发展，但从19世纪末开始 的第四次哲学危机至今还没有找到发展的出路；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可被视为摆脱危 机而作出的一种努力，但始终笼罩在哲学危机的阴影之中。我曾乐观地预言：“西方哲 学将沿着跨学科、跨文化的大哲学的方向，最终将摆脱纯哲学带来的危机，这大概是没 有什么问题的。”(赵敦华，第286页)这一结论引出更深入的问题：哲学可以与哪些学 科交叉?在哪些方面进行跨文化研究?哲学在当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中能够发挥什么 作用?现在，我把多年来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思考写成此文，愿与同行们共同讨论哲学危 机的出路问题。 一 从历史的观点看，一种哲学理论不管多么纯粹，不管看起来与现实多么遥远，都有它 的“文化母体”。在广阔的历史视野里，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有不同的文化母体。古希 腊哲学所依附的文化母体是希腊人的世界观，它最早表现于希腊神话和宗教；希腊哲学 的文化母体不但是神话世界观，还包括与它同时生成的戏剧、艺术、几何学、经验科学 、医学和历史学体现出来的观察世界的“视域”和“焦点”。这样的文化母体中孕育出 来的哲学是理性化的世界观，它当然也关心人。至少从苏格拉底开始，“人”成为哲学 的中心，但希腊哲学家并不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希腊哲学家把“人”定位在世界的一 个合适位置，人的本质(不管是灵魂还是理智)和目的(不管是德性还是幸福)都是由人在 世界中的地位所规定的。世界观对于希腊哲学的重要性一直保留在以后的哲学里，以至 于现在人们常把哲学定义为世界观。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定义时，要注意它的定义域。希 腊哲学以后的哲学虽然与世界观有密切关系，但不能像希腊哲学那样被简单地等同为理 性化的世界观，因为它们的文化母体不是世界观。 继希腊哲学之后出现的中世纪的各种哲学就不是世界观。在中世纪，哲学的文化母体 是基督教，其中心是人和上帝的关系，世界观出现在人神关系的视域，而不是相反。近 代哲学摆脱了基督教和神学，但没有因此而回归希腊的世界观哲学，因为它的文化母体 不是希腊人的世界观，而是近代自然科学。近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早已为人们所熟 知，正如人们已经准确地认识到的那样，近代哲学的两大派别——唯理论和经验论是分 别以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为基础的认识论。但这一结论意味着近代哲学的文 化母体是自然科学，而不是说哲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同样的对象和方法。事实上，从自然 科学这一文化母体中产生出来的近代哲学并不囿于对自然界的研究，从培根、霍布斯、 洛克到休谟，从笛卡尔、斯宾诺莎到莱布尼兹，从法国启蒙学者到康德和其他德国唯心 论者，人的内心世界比外部世界更为重要，内在的自我意识和天上的星辰同样奥秘和神 圣。当然，他们对人的意识和社会行为的观点离不开自然科学设定的“参照系”，这就 是自然科学的理性标准和方法论。 二 不同时期的哲学与不同文化母体的关系，能够为历次哲学危机和出路的原因提供一个 合理的解释。按照这一解释，当哲学与它所依附的文化母体的关系松驰、动摇的时候， 哲学危机就发生了。两者关系的松驰、动摇是由于文化母体的变动所造成的；文化母体 的变动可分强化和弱化两种情况。强化指文化母体因为增加了新的成分而发展壮大，附 着在原来较为弱小母体上的哲学因为不能适应母体的快速成长而面临危机；弱化指文化 母体的衰落，母体的弱化会引起相应的哲学危机。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仍然还 没有摆脱的第四次哲学危机是如何造成的?其原因是文化母体的强化还是弱化? 在谈到近现代哲学与文化母体关系时，我们要注意近现代文化的多元化特点，注意到 自然科学只是近现代多元文化的一种。但同时要承认，自然科学是最强势的文化，以自 然科学为母体的哲学是强势哲学。这并不否认近现代哲学是多元的，近现代哲学史上充 满着争论。谈到强势哲学所遭受的批判，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遭到弱势哲学的批 判，一种是强势哲学内部不同派别的争论。在自然科学的文化母体的成长期，强势哲学 内部的争论(如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符合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对哲学的发展不但没有 妨碍，反而起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的弱势哲学难以动摇强势哲学的根底，它们对强势哲 学的批判罕有成效。但是，19世纪后期，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不是单一的方向。从发生 学的观点看，单一方向对于自然科学的发育成熟是有利的，但成熟之后的科学下一步的 成长是分化，向着多个方向多样发展。对于哲学而言，19世纪后期以来，它的文化母体 的变化是强化，而不是弱化。近代以来的哲学由于不能适应它一直依赖的自然科学母体 的强化而产生了第四次哲学危机。这次危机的表现不是弱势哲学对强势哲学的挑战，也 不是原来的强势哲学失去了它的文化母体的危机，而是自然科学母体的强化在强势哲学 内部造成分化。 自然科学的强化表现为范式的转换。近代自然科学的主体是物理学，物理学的重要理 论是自然科学其他门类的“范式”，如伽利略范式、牛顿范式以及爱因斯坦范式，这些 都是影响自然科学整体的范式。1859年，达尔文发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物种起源》。 它不但使得进化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使生物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越 来越重要，使自然科学这一文化母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文化母体的变化迅速反映在哲学之中。19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虽然流派繁多，但无不 以生命和人为对象。生命哲学(包括意志主义)和存在主义自不必说，其他主要派别，如 现象学对人的意识的考察，分析哲学对人类语言现象的分析，结构主义对社会和文化现 象的分析，都是以人的生命运动的形式和特点为模式和参照，而不是以主体观察、反思 客体那种认识论为模式和参照。我们能否说，现代哲学的对象和模式的转变标志着哲学 已经或正在适应自然科学母体的变化?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把研究对象转向 生命和人的研究，现代哲学仍然没有摆脱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