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3)03-0019-04 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场重大争论。一是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 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后现代主义迅速兴起并获得广泛传播。一是关于政治哲学和道德 哲学的争论，这场争论由罗尔斯发表《正义论》而起，最终形成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 的对峙。麦金太尔把道德当做主题，以高超的技巧同时深入到这两场讨论的核心。就政 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而言，麦金太尔通常被看做社群主义者，而同新自由主义是对 立的；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来说，他则是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就是说，他既 批评现代主义也批评后现代主义，而主张回到古希腊——西方哲学的源头。 一、启蒙的失败 现代性直接发源于启蒙运动。支配西方文化的现代精神是在启蒙运动中孕育而成的， 代表西方价值的当代道德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时代的道德哲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 证明。它最关心的东西不是告诉人们应该遵守某些道德规范，而是说明人们为什么应该 遵守这些道德规范。启蒙的道德哲学任务是为现代道德提供一种证明，一种辩护，一种 依据于人性和形而上学的论证。如果现代道德哲学是一种关于道德的证明，那么现代道 德哲学提出了什么样的论证?按照麦金太尔的分析，现代道德哲学主要提出了三种类型 的论证，它们分别是由克尔凯郭尔、康德和休谟提供的。 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一书中向人们推荐了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美学的”， 另一种是“伦理的”。这两种生活是相互矛盾的，非此即彼的，但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 使我们偏向其中任何一方，也没有任何道德权威来支持其中任何一方。如果没有道德权 威，没有合理的充足理由，那么我们到底过什么样的生活归根结底取决于一种“根本选 择”(radical choice)。克尔凯郭尔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决定人们是过一种浪漫情 人的美学生活，还是过一种传统婚姻的伦理生活。到底如何，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 “根本选择”。在克尔凯郭尔之前，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道德哲学试图为道德奠定一个 理性的基础，提供一种合理的证明。现在克尔凯郭尔宣布，理性不是权威，也不能硬充 为道德的基础，更不能提供合理的证明，因为决定人们伦理行为的只能是没有理由的选 择[1](P39-43)。 尽管克尔凯郭尔无休止地攻击黑格尔，实际上他在道德哲学方面真正与之对立的是康 德。麦金太尔认为，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是两个伪命题：第一，如果道德规则是理性的 ，那么它们必须对所有理性存在物都是相同的，恰如算术规则那样；第二，如果道德规 则对所有理性存在物都具有约束力，那么重要的东西不是履行这些规则的偶然能力，而 是履行他们的意志。因此，对道德进行理性证明的任务就是对其进行理性检验的任务， 这种理性检验区分出哪些道德“准则”(maxims)是决定意志的道德法则的真正表达，哪 些则不是这样的表达。对于康德，相信这些“准则”是人人必须遵从的道德法则，这不 是问题，而且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无需告诉人们去遵循它们(因为每个人都从家庭和社会 文化环境中知道它们)。道德哲学的问题是给予这些道德“准则”以合理的(理性的)证 明。这种道德证明对于康德就是一种道德检验：道德法则应该在任何情况下为所有的人 所遵循。这就要求道德法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所以，道德法则只能是形式的， 而不能是关于内容的或涉及目的的。对于道德内容(如“幸福”)，人们的观点总是不一 致的；人们所追求的善或目的，也总是因人而异的。但理性是普遍必然的，从而只有通 过理性检验的道德法则才是普遍必然的[1](P44-46)。 如果将克尔凯郭尔的“根本选择”理解为康德的“实践理性”的替代物，那么康德的 “实践理性”则是休谟的“激情”的替代物。也就是说，康德的失败为克尔凯郭尔提供 了出发点，而休谟的失败为康德提供了出发点。休谟把道德判断理解为情感的表达，主 张推动人们行动的道德力量是“激情”(passions)而非“理性”。同所有近代道德思想 家一样，休谟承认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应该符合普遍的法则，如“正义”。但是，如果 当我们遵守这些道德法则(如“正义”)会不利于我们的利益的时候，那么我们为什么还 要遵守它们而不是违背它们呢?与康德的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相反，休谟在这里提出了 “同情”的观念，认为任何利他主义行为都出自于人的情感。对于休谟，任何道德判断 和道德行为(无论是利己主义的还是利他主义的)都发自人的“激情”，而与理性无关[1 ](P48-49)。 按照麦金太尔的观点，休谟、康德和克尔凯郭尔为西方的现代道德提供了最重要的证 明，但是这些证明都失败了。休谟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或者“理性”或者“激情”是 道德的根据。休谟认为道德(特别是利他主义的行为)根本不可能出自于“理性”，从而 道德只能以“激情”为根据。康德的思路同休谟一样，但其结论与休谟完全相反，他认 为偶然的“激情”不足以作为道德的根据，从而道德只能依据于普遍必然的“理性”。 康德对“激情”的否定是对休谟的道德证明的否定，同理，休谟对“理性”的否定也是 对康德的道德证明的否定。克尔凯郭尔则是对休谟和康德的共同否定。克尔凯郭尔从休 谟和康德的对立中认识到了启蒙运动关于道德证明这一任务的失败，他接受了休谟和康 德道德哲学中的反面论证，将“理性”和“激情”双双排除于道德证明之外，同时，他 又否定了两种道德哲学中的正面论证，主张道德不可能有一种合理的证明，主张道德没 有根据，没有标准，道德只能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休谟、康德和克尔凯尔对道德的证明是相互对立的和相互矛盾的，但他们之间也存在 着某些一致性。麦金太尔认为，这些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启蒙为什么失败提供了关键的 线索。第一，对于构成实际道德的那些“箴言”(precepts)的内容和性质，即关于什么 东西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休谟、康德、克尔凯郭尔以及其他启蒙思想家之间 存在着令人吃惊的一致性。这里的基本原因在于，他们的道德观念(内容)都来自于基督 教，至于每个人是属于长老会(休谟)，还是属于路德教(康德和克尔凯郭尔)则关系不大 [1](P51)。第二，对于一种合理的道德证明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高度的 一致性。启蒙思想家都主张道德证明应该诉诸人性，都认为道德证明的关键前提是人性 的特征，从而道德法则必须被证明为一种具有这样人性的存在者被期望能够加以接受的 法则[1](P52)。启蒙的任务就是用“第二”去证明“第一”，即用哲学家所发现的人性 特征来证明他们一致认同的道德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