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2-0054-04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是对当今世界学术界影响最广的少数几个仍然健在的思想家 之一。自1967年出版《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和《书写与差异》(上、下)以来， 他出版的著作不下50种(至2001年仅译成德文的就达32种)，影响遍及哲学、文学、艺术 、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宗教学、美学等领域。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德里达的哲学， 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德里达通过继承以蒙田、笛卡尔和帕斯卡为代表的法国哲 学家的怀疑精神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他在这种批评中提出的观 点虽然遭到不少学者的嘲弄，有人甚至认为他根本不配称为哲学家，但他提出的一些术 语、他的独特思路、语言风格和理论策略已经融入了当代思想的潮流，并且影响了一些 领域的学术走向。人们给德里达的哲学冠以各种名称，如“解构主义”、“差异哲学” 、“德里达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但德里达的主要工作仍是对思想史的重新阐 释。他首先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感和社会关怀的哲学家。 一 德里达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关切并时时显示出对政治的敏感。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这一倾向越来越明显。正如H.Kimmerle所言，在德里达看来，“哲学问题会导致明显 的政治结论”[1](P21-22)。1987年，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以《海德格尔与纳粹主 义》(Heidegger et le nazismè)一书掀起了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政治倾向的讨论，德里 达随即出版《论精神：海德格尔及其问题》(De L'esprit,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以及《心灵——他者的发现》(Psyché，invention de l'autre)加入了这场讨论。199 3年，他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们》(Spectres de Marx)，1994年出版的《友谊的政治 学》(Politiques de l'amitié)，1996年的《信仰与知识》(Foi et savoir)，1997年 的《谎言的历史》(以德文Geschichte der Lüge为题首次发表)都不断表现出对政治、 宗教、伦理乃至对欧洲和人类前途的关注。德里达早年对符号、语言、文字问题有着特 殊的兴趣，并把他的阅读策略贯穿于对哲学和文艺作品的解构性诠释中。近些年来，他 的视域更加宽广，建筑、电影、媒体、大学改革、社会捐赠、性别差异、第三世界的饥 饿都是他关心的对象。但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他的思想有两个基本倾向：一是强调哲学与 文艺精神的亲缘关系；二是突出哲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 就第一种倾向而言，德里达常以柏拉图、后期海德格尔、尼采和阿多尔诺做例子，说 明思想的东西与诗意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至少两者是唇齿相依的近邻。历史的 经验表明，文艺凋敝之时也是思想凋敝之时。因为文学艺术与哲学是相互参照的文本， 甚至可以说文艺是哲学精神的见证，两者之间可能也存在某种紧张关系，但更多的时候 是彼此激励，相互渗透。譬如，哲学的文本与绘画处于矛盾的平行中，但它们实际上在 进行相互解释。哲学的真理不是写下来的东西，它只有在与不同观点的对话中才能成为 现实，述而不作的苏格拉底即是哲学真理的实践者。哲学与艺术在对话中和解，在和解 中共生。哲学的真理像艺术的真理一样并不具有现时性，它的在场即是它的缺席。海德 格尔断言真理是一种无遮蔽状态，但无遮蔽本身也被遮蔽着。真理既在场又缺席，这一 点决定了对艺术作品的解释具有多样性，真理的显现通过艺术进入历史，进入我们的生 活，并在艺术中为我们所直观。哲学与艺术以不同的方式展示着真理，尽管后者总是让 想像说话，但它不折不扣地构成了文本，它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和无法打开的 封闭结构，而是在解释中形成的开放网络。哲学文本为对艺术作品的不断解释提供了宏 大的背景，但传统的哲学文本则大多割断了思想与艺术的联系，因而要通过解构传统哲 学来重建这种联系。 就第二种倾向而言，德里达不仅用他的政治观点回答别人对其差异哲学的指责，而且 以他的行动表明了他的理念。他始终认为，自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的西方思想史一直是 政治与哲学相互交织的历史，也是两者暗中对话的历史。一种伟大的政治智慧的背后都 潜藏着一个时代的哲学，而一种哲学(哪怕是自称远离时代的哲学)只要在思维着，就不 可能对一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无动于衷。一个哲学家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哲学家。他也许 不介入某个具体的政治运动，他也许只是冷眼旁观并独立思考一个时代的事变，但他的 思考总需要现实的激励，需要某种理论的基点。一种哲学的政治意义可能是潜在的，但 哲学的思考方式常常暗中影响人们的政治理念与行为，虽然这并不直接意味着将哲学理 论运用到政治领域。德里达甚至说，哲学在生活中有时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东西。为此， 他四处奔走，要求当局在法国中学里保留哲学课程，因为他认为这是为塑造有头脑的公 民创造条件。他批评不断出现的有关世界末日的神话是与政治有关的容易导致错误结论 的哲学在作祟。在德里达眼里，哲学观点可以导出某些政治结论，这在霍布斯、洛克、 卢梭和马克思那里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海德格尔曾高唱自由的赞歌，但1933年5月他 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讲演被一些人理解为纳粹思想的曲折表达，海德格尔终身对纳粹屠 杀犹太人保持沉默也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哲学思想的政治动机。德里达并不主张对哲 学作泛政治化的理解，更不认为哲学应当成为政治的工具，但他从卢梭和其他近代启蒙 哲学家那里看到，哲学的批判性思考是精神解放和思想启蒙的重要因素，哲学家对现代 政治制度的理论设计甚至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和历史的进程。时至今日，“马克思的幽灵 们”仍不断在欧洲徘徊；妇女的解放与“本体论差异”的具体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两性差异不能与本体论差异等量齐观[2](P148)；西方形而上学强调理性对情感、 言语对文字的优越性隐含着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人种中心主义的基本预设；欧洲中心主义 观念已经在卢梭那里找到了哲学的回声。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哲学如何内在地影响着当 代人的思维模式。当人们把文字理解为统治的工具，当人们认为有文字的民族优于无文 字的民族，当人们把文字、言语和群体生活视为人的基本特征时，他们就不能把文字仅 仅理解为符号，理解为文化的载体。相反，我们要对文字作一种不受传统形而上学思维 模式束缚的思考，这种思考将导致一门崭新的学科——文字学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