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3)02-0034-06 国人在引进西方哲学之初就发现，西方的Being一词(英文，来自希腊文ου，相应的 拉丁文为esse，德文为Sein)是个很令人头痛的字，它本是西方拼音文字中的文法上的 系词(“是”)，但也有动词的含义(“有”、“存在”)，同时还有名词的含义(“本体 ”、“实体”)。头痛的是，古代汉语里没有固定的系词，因而不论我们用动词还是用 名词来译这个词，它的作为系词的逻辑上的含义都被丢失掉了，而这正是它最根本的含 义。西方哲学正是从它的逻辑(语法)含义中，由它的逻辑动作(联系)引出其动词含义， 再将其固定化为名词含义的。现代汉语经过欧化后虽已确定“是”的系词作用，但不像 西文里那样可以和其他动词搭配来表示时态、因而可以加在任何句子中。再加上“是” 的另外两个意思“正确”和“此”并未废止，情况就更显复杂。现在是各种译法(哪怕 在同一译者的同一本书中)杂然并存的局面。若从哲学层次上讲，中文里与Being层次相 当的词是“有”，但“有”的本义是“具有”、“拥有”，这在西方哲学中是个很低层 次的概念，只是亚里士多德十范畴之一[1]。已经有不少人建议用“是”来强行翻译 Being一词(如三代学者中的陈康、王太庆、王路等)，陈康(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和 其他人(如吴寿彭等)还进行了认真的尝试，但除了令读者殊感别扭外，也确实损失了西 文中本有的一些含义。目前比较能够兼顾各方面的译法我以为还是“存在”，这是一个 动词兼名词的双声词，拆开来单用“在”，也可以表达系词的部分含义，这也是当前最 通行的译法。当然仍有一部分含义表达不了，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好通过一词多 译加注释来解决。由此导致的西文ontology一词的译名也纷乱不堪，“有论”、“万有 论”、“存在论”、“存有论”、“本体论”、“是者论”等等，不一而足。 但我认为，时至今日，到底是用中文的哪个词来译其实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倒是应 当想一想，为什么汉语中就找不出一个与西文的Being相当的词。人们大都看出这是因 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的习惯，不重视语言的语法形式，这诚然是不错的；但古代中 国人为什么不重视逻辑和语言?这只有通过对中西语言后面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比较才能 作出说明。 其实，西方人并不是单凭逻辑思维就建立起了他们的Ontologie的，要使逻辑上的系词 on成为最高的形而上学概念，还必须逻辑本身(包括on本身)具有一种无所不在的能动的 超越力量。海德格尔所谓与“在者”不同的“在”就是这种力量(“在起来”的力量)。 正是这种力量，使一个逻辑上抽象的系词成为了“存在”和“本体”。西方人之所以重 视逻辑思维，根本说来是由于他们重视人的主体能动性即个体自由精神。逻辑、语言被 西方人看作他们的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和方式(所以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 的家”)，这在古希腊是由他们的城邦民主制的社会生活状态所决定的。民主生活的基 本原则就是，在逻辑上严密的(因而有普遍效力的)法律是保障每个自由公民的权利的有 力武器，而法律本身是由公民全体按照自由意志来制定的，所以按照每个人都同样使用 的语言而说出来并写成文字的东西在希腊人看来是具有神圣意味的(“神圣的逻各斯”) 。在这种神圣的语言中，联系词“是”不仅仅具有联系两个词汇的作用，而且代表说话 主体的一种自由表达行为，它就是主体的“存在”。如陈村富先生指出的，希腊文的“ 是”的词根eimi本来的意思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运动、生活和存在”[2](P610)。 换言之，说话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联系起来，“联系”是一种动作，而且是人 作为人而存在的根本性的动作，因为“是”就是一切命题、表述和言说的基础，一个人 想要存在就必须“说”，不说就不存在，懒得说就是懒得存在。 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的不仅是语言学精神和逻辑精神(逻各斯精神)，而且是个 体自由精神(努斯精神)。中国自古以来的现实是只有一个人能“说”(所以黑格尔说“ 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说了是不算数的(“说了也白说”)，甚至是不 准“乱说乱动”的。而这唯一的一个人的说其实也并没有“说出来”，而是隐藏得很深 的，随时可以“虎变”的，因而是所有其他的人都必须悉心体会、揣摹、猜测但却始终 神秘莫测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伴君如伴虎”)。在专制集权的高压之下，“ 说”(语言)是没有普遍性的。于是当权者凭自己的任意可以口含天宪、朝令夕改，老百 姓则只有诚惶诚恐、唯唯诺诺的份，只有被动地说，而没有主动地说，也就“懒得说” 了，他们是一群“沉默的国民”(鲁迅语)。所以在中国，语言根本不算一回事，更重要 的并不是说出来的东西，而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关键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是谁来 说，其次是他为什么要说。至于一般的个人，因为从来也没有自由，时时压抑着自由意 志，也就逐渐丧失了要“说”的冲动，除非你不要命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历 来没有把“是”字作为一个固定的联系词单独突出来加以研究，这是因为“是”字正和 它所代表的语言本身一样，在中国人心目中本来就是无足轻重的。古希腊巴门尼德提出 了西方哲学的两大原则：“一条是：它是，它不能不是”，“另一条是：它不是，它必 定不是”[3]。相反，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通行的原则却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 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不难看出，这句话中省掉了的一个主语就是 “有权者”、“人主”。可见中国人对语言的理解基本上是一种“霸权话语”的理解， 话语是霸权的工具，而不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不是自由言说的渠道，更不是保障个人 自由的手段。单独的、不依赖于某个权威的语言在中国人眼里是没有价值的，语言的逻 辑(语言的前后一贯性、“一”)如果妨碍权力的施行，则被弃之如敝屣，甚至越是逻辑 上言之成理，越是被视为“巧言善辩”、“妖言惑众”。 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语言和它的“是”既不是“本”，也不是“体”，而只能是 “末”和“用”，即某种霸权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和镇压异己的单纯工具(政治工具)， 是辅助“枪杆子”起作用的“笔杆子”。如果按照某些人的意见，单是从逻辑的立场把 希腊人的on译为“是”，而不考虑“是”这个汉字在汉语中的语感[4]，这并不能使中 国人的理解提升到西方的Ontologie，倒有可能使中国人对这个本来代表人的生存活动 的概念的理解更加架空，更加工具化、平面化，而失去对其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 的深层意义的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