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和我们谈谈你自己。你是怎么对哲学产生兴趣的? 答：我觉得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对某个东西产生兴趣的以及为什么会产生 兴趣。我们只能说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我去了普林斯顿，最终选择了哲学专业。在 我上大一的9月份，希特勒入侵波兰，随后欧洲战争就笼罩了一切。我花了大量的时间 去阅读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关于战争问题的资料。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 我们早晚会卷入战争。正是这场战争的经历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和现在的一代人完全不同 。我在军队呆了三年，从1943年初到1946年初，在太平洋地区的新几内亚、菲律宾群岛 和日本等地呆过一段时间。我无法准确地说这对我有多大的影响，但肯定有影响。战争 结束后，我在1946年春回到了普林斯顿，开始读研究生。 问：当你进普林斯顿的时候你想过要学哲学吗? 答：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会去做什么。我在康涅狄格州肯特郡的一个私立学校肯特学校 读书，但我并没有对任何学科有过特别的兴趣。我曾想过几个不同的专业，包括化学和 数学，但我很快就发现它们都离我太远。最后，我确定了学哲学。 问：请你谈谈你在军队里的丰富经历。你后来关于正义的观念是否受到了你关于我们 所面对的社会观念或者你对军队生活的情感的许多影响呢? 答：我说过，我认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地做事或者究竟是什么影 响了我们。我在军队的三年生活肯定会对我有些影响，但我不能说这些年的经历有多么 丰富。当我考虑哲学上的观点时，我逐渐感到，这些观点并不能追溯到我在这些年中的 经历。我常常以为一定会有某种联系，但我的确无法确切地指出它们。这或许是由于我 的迟钝。当然，我像许多人一样，是由于完全不喜欢军队才离开那里的。而且我认为， 军队的重要性应当在于服从文明社会的政府。这里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问：你是在读研究生时才逐渐对这个哲学领域产生兴趣并最终变得名声大震的吗? 答：我一开始是对道德哲学感兴趣，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对宗教也有兴趣。肯特学校是 一个教会学校，由西奥神父(Father Sill)创办，属于基督教圣公会成员，学校通常会 有几个圣公会的其他成员。我们每天都要去教堂，星期天去两次。我不好说它是一个具 有宗教精神的特殊学校，但你的确无法完全避开宗教。你得对它作出反应。 问：你原籍在哪里? 答：我是在巴尔的摩长大的，在那里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每年我们都要去缅因州度 夏。当然，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寄宿学校度过的。我父亲是北卡罗 来纳人，我母亲是原来的马里兰人。我一家大多数人都在那里，我的岳母一家也在那里 。我的许多老朋友现在仍然在那里。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思考和写作《正义论》的? 答：我是在大约1950年秋完成了我的论文之后开始收集资料的。当时，我已经阅读了 一些有关的经济学资料。那年秋天，我参加了一个由鲍摩尔(W.J.Baumol)组织的研讨班 ，他现在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我试图做所有的事情。我们读了黑科斯(J.R.Hicks)的《 价值与资本》，我竭力要掌握这本书。还读了一部分萨缪尔森(Samuelson)的《经济学 基础》，其中关于福利经济学的章节促使我去读了关于所谓的“新福利经济学”的文章 。这些都是我在读研究生期间做的，后来在1950—1952年我继续做这项工作，其间我担 任了两年的普林斯顿的辅导员。我还读了华莱士(Walras)的《经济学原理》，研究了一 点博弈论。冯·诺伊曼(Von Neumann)与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书在1944年刚刚 出版；这是奠定了博弈论基础的巨著。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竞争伦理学》 中的几篇文章对我有极大的启发；他对社会哲学与对经济学一样有着很大的兴趣。所有 这些的结果，再多少加上我在博士论文中讨论过的关于道德理论的材料(不要问我这个 过程)，导致我在1950—1951年萌生、后来最终形成了“原初状态”的观念。这个观念 就是要设计出一个讨论的机制，由此可以产生合理的正义原则。我当时有一个比后来提 出的更为复杂的步骤。在整个那段时间我还得教哲学课，但我一直尽力保持着对经济学 的兴趣。随后我们夫妇带着两岁的女儿去英国做了一年的福布莱特访问学者。 问：你发表了那个最初的更为复杂的公式吗? 答：没有，我并没有完成它。我只是把它记在了原来家里的废纸上。 问：你能和我们谈一点那个公式吗? 答：我说过，那只是尝试使人们的讨论机制公式化，人们可以就此对我们所认为的合 理的正义原则达成一致。他们必须是对某个核心的仲裁人做出建议，而这个仲裁人还要 对其他人提出的内容一无所知；还要对可以继续进行论证的时间提出限制，以便可以达 到某种一致。还有许多其他的细节，你可以想象得出来。最终，我把所有这些都归之于 一种“无知之幕”，并极大地限制人们所知的内容；我使这种协议变成永久性的。所有 这些都是极其简单的工具。最初的方法是非常复杂的。某些问题表面上看是无法解答的 ；例如，要有多大的压力才会使人们达成一致，我们这样做需要多少时间，以及类似的 问题。记住，我们对任何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某种哲学的论证。后来提出的原初状态，优 点就是避免了使我最初产生兴趣的那些问题，比如博弈论和经济学家使用的普通均衡， 我对这些东西了解甚少。于是，我想到，“好了，我得扔掉这些了。”回想一下，我觉 得这就是我做过的事情，虽然我想可能会有其他的方式，也的确有其他方式。例如，( 哈佛大学的)斯坎龙(T.M.Scanlon)教授并不使用类似“无知之幕”的东西；(他的论证 中)有类似“原初状态”的东西，但他的观点实际上截然不同。所以，他的观点是另一 种可能。同样，就我所知，你也可以设计一种讨论机制，它可能是更现实的，成功地弥 补了我的过失。我并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