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3)01-0024-007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风尚，西方人对待中国的心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如果说17 世纪的传教士大多抱着平等的心态与中国文化交流，18世纪的启蒙学者大多抱着褒扬的 心态学习中国文化，那么，到了19世纪，德国思想家大多用贬低的态度批评中国。从褒 扬到贬低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如何发生的呢?流行的解释是，传教士为了“以耶补儒 ”的传教政策，而能平等地与儒家对话；一些启蒙学者为了反对欧洲的宗教蒙昧，而把 中国美化为文明的榜样；后来的西方殖民者为了侵略的目的而贬低中国，而具有“德意 志民族至上”的思想家反映了这种需要。依我之见，这些看法过分看重主观动机在文化 风俗中的作用，不符合文化结构的“下意识”特征。再者，这些解释也有颠倒因果之嫌 。“利用”、“美化”也好，“侵略”也好，都是在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做出了肯定的或 否定的判断之后，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价值判断的原因。 本文拟提出这样的解释：17至19世纪，是西方人的价值观发生新旧交替的时期，其结 果形成了价值判断的现代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被当作西方文化的参照系，它既 参与了这一新的价值判断模式的形成，又成为这一模式的一个主要判断对象。这是跨文 化的互动过程，它既可以比较全面地解释西方价值判断模式转换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中 国文化在西方所遭遇的变化的原因。 一 西方社会向来是按照宗教信仰来划分人群的。按照是否有宗教信仰，人被分为有神论 和无神论两个阵营。早在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之前，希腊人就已经实施了这一区分标准 ，即使开明的希腊哲学家也摆脱不了这一标准的禁锢。有的哲学家因此而受迫害，如， 阿那克萨戈拉、普罗泰戈拉斯等被控“不信神”而被驱逐出雅典，苏格拉底被同样的罪 名处死，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的学说因为背上“无神论”的骂名而世世代代遭攻击。 有的哲学家则主动迎合这一标准，著名者如柏拉图要求用法律惩罚无神论者。他说，至 少要判无神论者五年监禁，如不悔改，则要终身临禁，没收财产，死后不准埋葬。[1— p162] 在基督教的中世纪，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或学说都被看作是无神论，希腊的哲学， 罗马的宗教，阿拉伯人宗教，等等，都是无神论。因为这些异教崇拜的是偶像，而不是 真神，异教不是真正的宗教，而是“错误的宗教”(false religion)或“渎神的宗教” (profane religion)。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区分是善和恶的区分，异教与无神论同属恶的 阵营，甚至比无神论还要坏。 16世纪有两次大事件，一是宗教改革，二是地理大发现。在第一次事件中，基督教各 派带着这样的观念彼此恶战。在第二次事件中，基督教传教士带着这样的观念走遍全世 界。传教士们把世界各地的本土宗教都视为偶像崇拜或无神论，要各地“异教徒”或“ 无神论者”皈依基督教，据说这是为了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坏人改造成好人。 17世纪发生了根本的思想转变。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宗教战争的惨重后果，使有识之 士认识到宗教宽容的可贵；耶稣会士发现了中国人的道德，使有识之士认识到无神论的 价值。耶稣会士首先发现，长期统治他们思想的“有神论/无神论”的二元对立模式(注 ：本文用“/”表示二元对立关系，下同。)不适用于孔子的学说。孔子的思想是道德和 政治学说，是全民族的伦理，它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偶像崇拜(idolataeorum)或无神论 。 耶稣会士对孔子学说的态度可以从他们的用语上流露出来。他们虽然创造了Confucius 这个词称呼孔子，但却没有把这个词变成形容词confucian，更没有创造以confucian为 前缀的Confucianism一词。confucian，Confucianism是1837年之后才出现的。据钟鸣 旦考证，耶稣会士用音译的ru字作为儒家思想和组织的统称。当他们谈及儒家的学说时 ，多用意大利文la legge de'letterti，legge就是拉丁文的lex，意思是“教导”，那 句意大利文词组的意思是“士人的教导”。耶稣会士除了把儒家阶层称为“士”( letterti)，还称他们的组织为secta(拉丁文)，或setta(意大利文)，意思是“团体” ，而无现代西文sect所指的“宗教派别”的含义。[2—p115～132]耶稣会士之所以有意 识地避免使用Confucianism一词，是为了避免西方人把儒家理解为宗教。当时占统治地 位的依然是“宗教”(基督教)和“异教”，或“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二元对立思维 模式，Confucianism一词很容易使人把儒家理解为一种教义和教派，并且是与基督教相 对立的异教派别和无神论的学说。 当然，耶稣会不是铁板一块。龙华民等保守派坚持把儒家视作异教和无神论；而利玛 窦则针锋相对地说：“儒不是一个正式的宗教，只是一种学派，是为了齐家治国而设立 的。”[3—p86]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对儒家的这种独特理解，决定了他们“以耶 补儒”的传教策略。他们以为，儒家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儒家拜天、拜孔子、拜祖宗是 他们的道德准则和日常行为的一部分，属于道德活动；儒家的崇拜仪式与异教的偶像崇 拜不同，与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也不相矛盾，可以互补。但罗马教皇却采取了龙华民的理 解，把儒家仪式当做偶像崇拜。“礼仪之争”虽然发生在教皇和中国皇帝之间，其思想 根源却是教廷的传统思维模式与耶稣会对儒家解释的新模式之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