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分析它们的源头，从经济方面来说主要有三个：一是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活动，进行权钱交易。二是利用转轨时期财产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将公共财产掠为已有。三是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规范，用各种违法违规手段牟取暴利。这三种腐败活动都与权力有关。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权力制衡机制往往没有能够及时建立起来，某些人就可以利用不受公众约束的权力来谋取私利。 一、利用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的干预谋利 在转轨时期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经济机制：一种是市场机制，一种是权力机制。渐进转轨的特点在于，这两种机制是扭结在一起的。于是某些人就可以利用干预市场的权力谋取私利。对于这一类腐败行为，曾经出现过几次热烈的讨论。第一次讨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腐败的热点问题是所谓“全民经商”。这里讲“全民”，是言其多也，并不是真的全体人民都在经商，事实上只是少数与权力有关的个人和人群才得到了经商的特权。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工业、商业都只能由国家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人为地把农业生产的粮食、棉花、原材料价格压低，在工业里又把上游产品的价格压低；这样就把农业和上游工业的利润挤到了下游工业，最后再挤到商业里。商业的国有垄断程度最高（这是在对资本主义改造时就已经形成的格局），所以国家可以在这个环节上把利润全部拿到自己手里，去派作各种用途。所以商业部门是一个盈利很高的部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允许机关、事业单位办一点自己附属的商业，解决子女从农村回城的就业问题和为职工发放奖金、津贴。由于商业的利润很高，谁能得到办服务公司或者开商店的许可，谁就可以赚不少钱，于是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的热潮。这在南方地区尤为突出。这在社会上引起很多反映，说这是腐败现象。过了一段时间，随着商业向社会开放，再加上领导采取一些措施规范机关办的商业，社会上议论就少了，最终没有引起太大的波动。 第二次讨论是在80年代中期，讨论的热点是一种新的现象：开始的时候议论的对象叫“倒爷”，后来集中到有权力背景的“倒爷”，即“官倒”身上。所谓“倒”，就是在当时存在的计划分配渠道和市场流通渠道之间倒腾商品，赚取利润。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重要物资都是由国家按计划价格（调拨价）统一调拨的。改革开放以后，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企业超计划的产品可以不按计划价格，而是按照市场的协议价格自行出售。同一种产品的市场价格往往比计划调拨价格高很多。这就带来了“双轨价格”的问题。到了1985年，“双轨价格”变成了一种正式的制度。比如说，那时候钢材的计划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二分之一。如果有人能拿到调拨钢材，然后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就赚了一倍的利润。但是没有权力，一般人是拿不到调拨物资的指标的。所以，能够靠从事这种倒卖活动赚大钱的人多数都是“官倒”。 对于“官倒”现象，当时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意见来自计划经济思想保留得比较多的人。他们认为腐败是一种旧社会才有的丑恶现象，它之所以又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因为市场取向的改革促成了人们追求财富、金钱的贪欲。他们认为，应当纠正改革的方向性错误，不应该强调货币和市场的作用，而应当强调计划和纪律。持有另一种观点的人们虽然承认市场作用的增大、货币作用的提高会使人的贪欲提高和腐败行为增加，但是他们强调，如果不开放市场，不强调货币的作用，那么我们的经济就搞不好，整个国家富不起来。所以，为了经济的发展，应该忍受腐败。他们说，腐败的扩散是为发展经济所不能不付出的成本，不应该为了保持道德上的纯洁性而牺牲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其中有的人甚至说，计划经济是一部生了锈的机器，要让它运转起来需要润滑剂，腐败就是这种润滑剂，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所以不要大惊小怪，为了发展经济的利益要容忍腐败。 除了上面这两种观点，还有一部分比较熟悉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两种观点价值观虽然截然对立，但拥有一个相同的理论前提，这就是对金钱的追求造成腐败的蔓延；而这一论断是不正确的。这些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腐败是跟市场经济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市场的发展，货币作用的加强，使得人们获得的财富欲望可以不受实物范围的限制。可是，问题并不在于人们获取财富的愿望有多大，要使这种贪欲能够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或制度环境。他们引进了一个70年代发展起来的经济学范畴叫做“寻求租金的环境”来分析这一问题。 租金是经济学早就有的一个概念，它指由于供给弹性不足导致的稳定的超额利润，如地租、房租等等。在一般行业中，由于没有进入障碍，供给弹性充足，哪里有超额利润，大家就都去干，价格就跌了下来，超额利润也就随之消失了。但是，如果像农业那样，由于现有土地已经掌握在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手中，不可能随便进入，超额利润就会保持在那里，转化为地租。所以马克思说，绝对地租是由所有权垄断产生的，级差地租是由经营权垄断产生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研究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家发现，不只是产权垄断可以形成进入障碍，行政垄断一样可以形成进入障碍，产生租金。例如，发展中国家常常有某些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特殊出口产品。为了保护民族利益，发展中国家通常对出口实行主动配额制度，使超额利润能够保持。但是，配额制度搞得不好就会引起严重的腐败。因为谁能够得到许可证，谁就可以获得租金。为了能够拿到“租金”，人们会去贿赂有权开许可证的人。这种活动叫做寻租活动。1988年，一些经济学家引入了这套理论用以说明“官倒”现象的本质。他们指出，腐败的蔓延，并不是源于市场取向改革，而是源于行政权力对于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即所谓“权力搅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