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5%，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中国已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并将在未来5年内超越法国和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其间各种改革，暗合了“圣人常无心，而以百姓之心为心”的策略，百姓在追求富裕和快乐时，遇到不和谐的政策，那么执政者很快就会顺应民意，调整相应的政策，但渐进改革也悄悄孳生着种种问题。 中国今后20年会如何？人们充满着乐观情绪。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世界经济：历史与未来》中这样描述：在整体作为现代化的迟到者的亚洲，日本作为第一航班已飞上云霄；亚洲“四小龙”作为第二航班紧随其后；中国则已经登上了21世纪的新航班，它将开辟新的航线，并且一飞冲天。中国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在盘算何时我们算是迈进了“现代化”的门槛，据说东南沿海6～7年就足够了。中国真的将在21世纪初期或至迟到中叶重新回到鼎盛的巅峰吗？ 且慢！以上假设的前提无疑是中国经济将保持8%左右的增长，这个增速意味着每9年中国经济规模就将翻一番。这隐含着中国享有持久的繁荣，但，繁荣会永久伴随我们吗？中国最令人忧虑的事情，莫过于渐进改革20年来，当初登高一呼、从者云集的不少改革精英，已经渐渐蜕变成既得利益阶层，对深化改革心怀恐惧。如果在送别计划经济的同时不能迎来市场经济；如果在埋葬个人崇拜的时候不能提及宪政体制，那么既得利益阶层又怎能付出艰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繁荣背后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又怎能不一一浮现出来？ 其一是即使承认公有制是神圣的，是否一定意味着必须影射私有制是邪恶的？中国私营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零起点开始，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和远离主流社会的沉寂中顽强地生长起来。目前中国经济已形成了国有、三资和私营经济三足鼎立的态势。私营经济产值过万亿，近年来下岗工人中的一半为私营企业所吸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和社会稳定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是否已经厘清了呢？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私营经济”的概念，确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经济取得合法地位；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经济由补充地位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追根溯源，公有产权是神圣的，私有产权是否是不可侵犯的尚未明示，从《物权法》和《民法典》迟迟不能出台就不难体会到，所有制崇拜仍然有影响。此外，“三资企业”也在中国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位居世界第4位。据日本产业经济省的调查，中国摩托车占世界产量的43%，电脑键盘占39%，家用空调占32%，洗衣机占26%，彩电占23%，化纤占21%，冰箱占19%。同时，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代表的地区已成为中国承接世界制造业向外转移的重要基地，依次承接香港、台湾、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的制造业转移。但隐在繁荣的中国制造景象背后的是一个严峻的事实——缺乏核心技术。从总体上看，我国产业技术主要依靠进口，国民经济和高技术产业所需装备已形成进口依赖。近几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被进口产品占领。如果占中国经济总量1/3的私营企业部门因产权保护薄弱而飘忽不定，而同样占中国经济总量1/3的外资企业部门因依附发展而不由自主，则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持久繁荣无疑不是一桩好事。 其二是即使城市“现代化”是必须确保的，是否一定意味着讳言农村的繁荣就可牺牲？我们决不能否认中国的一些区域经济的繁荣，是勤劳的民众和富有效率的政府共同“挣”来的，但也有一些城市的“小康”并非如此。早在1997年，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组织了“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在这次民意调查中，81%的被调查者表示，近五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的是“工作单位”发的工资、资金和福利，只有8%的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兼职收入有关。如果城市居民主要还是由国有部门供养，那么这些城市中的“小康”就是政府发放的，而不是市场孕育的。在1997年之后，一些缺乏活力的城市之所以能够继续维系其表面的稳定和繁荣，部分原因在于向农村“吸血”。在1978年到1984年之间，农村的改革使得一共约600亿资金通过金融、财政渠道从城市净流入农村；而在1985年到1994年之间，情况则相反，有4000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1997年之后农村经济体制出现严峻的“复归”趋势，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基础教育体制和社会救济体制等趋恶，农民负担日重，农村金融基本干涸。当资源被从农村“汲取”到城市后，所出现的结果自然就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城市和一个相对萧条的农村。可以说，城市的繁华建立在国有部门的支撑之上，也是以农村的萧条为条件的。 在这种机制下获得的“小康”生活水平，非常像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由国家供出来的“小康”生活。由于这样的小康生活是国家“发”的，就像“天上掉下的馅饼”，和享受者的工作努力没有直接关系，所以生活水准提高了，工厂的效益并没有明显改善甚至出现倒退。国家发的“小康”生活是靠不住的，来得容易，丢得也快。 其三是就业压力重不可抑，能否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国民的充分就业已迫在眉睫。根据《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到2001年底，中国从业人员为7.3亿人，其中城镇为2.4亿人，占32.8%；农村为4.9亿人，占67.2%。白皮书指出，从1998～2001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有2500万人。应该注意到，这些下岗人数，还只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者，并不包含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下岗者。另据有关统计，在1996～2000年间，国有及集体企业在职员工共减少了4800万人。由此推算，包括集体、三资和民营企业等在内的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下岗员工规模比国有企业还要稍多些。因此，目前下岗工人总数保守估计达5000万人。而农村近5亿从业人员中，至少有1.3亿处于失业或者半失业状态。以目前GDP年均7%～8%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量大约是七八千亿，一个城镇人口就业大约需要13万元左右的资本品，因此政府若要在城市创造出800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则GDP起码需维持在10%以上的增速！而事实则是“十五”期间每年需要“饭碗”的人口高达2000万人，因此现在急切需要政府对就业形势的充分认识和转变思维，毕竟一个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所需要的资本品投资可能少到只需要几千元，由于目前城镇人口比率以年均1.8个百分点的速度缓慢上升，这就决定了未来15～20年间，就业红灯警戒难以解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