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经济情况，大概是这样：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急剧地下滑，一直到1999年进入谷底，2000年发生重大转机。到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也是我们主要出口对象国的美国，经济增长放慢，"9·11"以后更加陷入了危机。我们的外部环境变坏，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仍然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邓小平当年提出翻两番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非常宏伟的计划。翻两番的要求，年GDP增长率是多少呢？7.2。所以在去年这种情况下，还是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的增长率。 今后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在国际上有人认为我们的增长率水份很大。他举的例子用的数据是1998、1999年的数据。根据我的观察、我们的计算，现在有没有水份，不敢保证。但现在这个水份比以前小，那么从相对数上来说，因为如果是同比例的水份，从增长率上讲就没有意义了。大家都有水份，抵消了，那么增长率就是真实的。水份小了，含金量大了，那么对增长率的估计还会偏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的估计，近期会比去年的情况更好。这有不同的意见。今年年初两会期间，各种传媒好像估计今年比去年差，形势比去年要严峻。我的观点不是这样。下面我就讲我的理由。 出口趋势、投资走势比生产的趋势更好一些。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投资保持在一个历史很高的水平上。但是这里面有问题，社会投资不是增长得很快，主要是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房地产投资不能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投资来看待。外国直接投资就更好，现在是在历史最高水平上。从2000年的情况看，这是实际使用的外资，而合同金额就更高了。合同金额高预示着今后的实际利用还会走高。 价格的情况在1998年以后是负增长，就是所谓通货紧缩。到了2000年在零上运行。今年第一季度不太好，在零下1点，但是没有到1998、1999这个深度，稍微在零下运行。这是第一季度。 总体走势有这样几个结论：一、2000年出现了重大转机；二、2001年经济有所放慢，但是仍然保持相对的高速；三、近期虽然面对外部不确定因素，我们内部也有一些潜在的危险，但这不是很现实。国内因素还是占主要地位的。7%以上的GDP增长率是没问题的。 所谓外部的不确定因素，就是说美国、欧洲、日本情况怎么样。从官方来说，美国、欧洲和日本都认为各自的经济已经到了谷底，正在复苏。在民间有的比较悲观，说今年不行。认为即使今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也是非常温和的复苏。总之对外部条件不能寄予太大希望。 我们过去几年为什么保持这样好的情况，主要是靠国内的因素。国内因素还是占主要地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国内因素。国内因素如果还是保持现在的状态，我们不犯错误，7%以上的GDP增长率是没问题的。如果说7%的增长率都达不到，那肯定是我们犯了什么大错误。现在的问题是，7%以上是以上多少？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够坚持和完善过去几年行之有效的政策，扩大内需，增强活力。我们潜在增长率经过各种计算，都是年增长8%以上，在8到10之间。这是潜在的增长率。就是说我们各种工作都做好了是可以达到的。这是总的估计。因此我们要分析过去几年我们行之有效的政策，怎么样来存利去弊，加以改善，争取一个7%以上的增长率。 过去几年，我们在外部环境不好、内部还有一些矛盾积累的情况之下，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改善经济的运行状况。这些措施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的措施就是实施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由政府直接地创造需求这样一个总办法。它是一个古典的宏观经济调节的办法。政府在经济走慢，出现衰退的情况下，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消费政策（或者叫收入政策）来扩大需求。主要是以下几项：首先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四年发行5100亿国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遏制住了投资下滑的势头。和它相配合，7次降低了银行存、贷款利率。其次是刺激消费的政策，包括放长假等，这方面说得比较多。 第二方面的措施就是实施了“供给方面的政策”。人们和报刊常常不注意的还有另外一手政策，这种政策按照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和说法，叫做“供给方面的政策”，简称供给政策。供给方面讲的主要是企业，就是生产者，简言之，是增加企业活力的政策。为什么叫供给政策呢？战后发达国家都是用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特点就是政府直接地创造需求。到了70年代，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一个问题，叫“滞胀”：一方面物价上涨；另一方面订单不够。市场经济运行周期分两个阶段的毛病同时并发：在萧条阶段，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在高涨阶段，出现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的办法不灵了。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办法是碰到萧条、停滞，它就用扩张性的需求政策来对待；碰到通货膨胀，它就用紧缩性的政策来对待。这两种情况都来了以后，到底是紧缩还是扩张呢？没办法对付。这时产生了另外一派经济学家，叫做“供给学派”。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在于，着重看到了需求方面，而没有看到供给方面。因为经济好还是不好，重点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给方面，就是企业有无活力，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主张采取的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去创造需求，让企业舒舒服服地躺在需求上不思进取，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强化竞争，提高企业的活力，提高企业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