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是中国近代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摇蓝，长江黄金水道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上海城市的兴起和对外开放，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经济协作研究，对于我国应对WTO，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意义重大。 一、长江经济带与都市经济圈在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战略重心的转移，沿江各地区紧紧抓住历史性机遇，积极探索，加快发展，经济总量和战略地位凸现于全国各地区。“八五”期间，沿江9省市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其20年的平均水平，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3.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更是引人瞩目，已成为沿江9省市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在东起上海，西至攀枝花的沿江43个城市，土地面积40万平方公里，分别占沿江9省市的27%和全国的4%；人口2亿多，分别占沿江9省市的44%和全国的18%；省属以上高校、科研院所276所，分别占沿江9省市的81%和全国的36%；1995年创造的GDP约14000亿元，分别占沿江9省市的62%和全国的25%。长江三角洲及沿江经济带在东西部经济协作、产业梯度转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八五”后期中央高层决策者按照经济增长极的理论，就创造性地提出了长江流域都市经济圈的构想，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决议明确了“加快浦东开发开放，建设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带”的重大战略决策。在21世纪的初期，我国沿海开放度进一步扩大，除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黄河（渤海湾）三角洲外，还相继出现和构造了海峡两岸繁荣带，沿海经济幔，针对WTO的新理念，相继规划了粤（穗）港澳都市经济圈、京津唐都市经济圈的发展规划，直接提升了区域经济综合实力和产业经济竞争力。长江三角洲尽管没有协同的规划，但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和重庆等省市也相继提出了区域局部性的都市经济圈和城市经济带的设想，如杭嘉湖、苏锡常、宁镇扬、长株潭、武黄鄂、重庆城市幔等，但以长江为主轴的经济协作、产业整合规划由于中央和地方的主、客观原因至今都未能出台，这不但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和渤海经济圈规划和理念上有所落后，而且对于长江三角洲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和合作、产业梯度转移中有可能失去商机，势必动摇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城市经济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有可能产生新的区域性恶性经济竞争和资源浪费，从而失去既有的产业优势和区域优势。 二、长江流域经济协作的障碍分析 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城市经济带从自然地理状态而言，是我国最容易，也最需要协作的地区，早在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从农业经济和民族工业的萌芽提出了长江水运、水利和手工业发展的设想，从蜀丝、晋煤、鄂铁到湘米，微商、苏浙制造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较早地发行了民生航运、川渝铁路等企业债券，组建了最原始的股份公司进行资本运作和产业组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央和地方都在积极提出产业重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思想观点，但进展不大，成效其微，长江流域经济协作存在着严重的障碍。 1.政治障碍 我国从建国以来，就是以党的利益为核心，以中央集权为前提的政治架构，中央对地方省、市领导的政绩考核高于一切，地方党政领导的任期业绩是刚性的政治目标，省与省之间，省内的市与市之间都有各自的发展纲要和目标。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是大而全，小而全，国家和地方国营企业争资源、争计划、争市场，结构类同。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时代，企业类同转向城市类同，地区类同，地方政府经济自主权大了，发展决策权大了，造成了重复投资，产业类同，城市功能相似的格局。在吸引外资中各自出台优惠政策和承诺投资环境要约，抢项目，抢投资，进出口贸易中采用竞相压价或抬价的手段刺激外贸增长，刚性的政治目标严重地影响了国家和地区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 2.财税障碍 我国多年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且企业是按照注册地征缴税收，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企业迁移到外地，税收就要转到外地，外地的国税分成和地方税的留成就明显地增加一部分，而转出企业的城市政府就相应少了一部分税收。至于对外投资，对企业而言哪里都是生产，都要交税；对政府而言就要考虑投资在本地区，肥水不外流。如江苏某一集团企业曾计划将企业的总部（包括研发、销售、高新技术产品等）移师到上海浦东，却由于税收的大量外流而遭到省、市两级政府的好言相劝，告诫要为江苏多作贡献。而上海机电控股集团在江苏投资了一家大型铸造厂，原考虑再辅助建造一家粗加工机械厂，但江苏工商和财税部门认定已超出了铸造厂的营业范围而要求重新申领营业执照，作为初级零部件产品销售和交纳税费，使上海不得不将半清砂后的肥头大耳的铸件运到上海粗加工，再将加工废料运到江苏废钢处理。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分灶吃饭，吃成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是好事也不好办。 3.文化障碍 按照地理文明史的理论，以九江为界，长江中上游是汉楚文化体系，长江下游是吴越文化体系，汉吴文化渊源流长，文化观念、价值理念相差甚远。汉文化主要是中原黄土文化，稳重自大，守旧独尊，固步自封，属于内陆文化，缺乏危机感、竞争意识，被动性吸收和对外协作，创新变革精神不强；吴文化主要是沿海蛮夷文化，受海洋文化影响较早，勇于创新，善于吸收新鲜事物，比较注重实用性的价值理念，主动性吸收和对外协作，有一种扩张、竞争、生存和发展的拼搏精神，封闭型家庭式组织自成体系，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特别反映在浙东、浙南和苏南一带，相继出现了市场带动型企业群和企业开拓市场型的产业群，尽管经济理论家在人为地争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但对于企业只讲求实效，以经济效益目标为前提。所以，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很难在经济协作中找到共同点和结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