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对积极财政政策认识的不断深化 对积极财政政策的认识应该是全面、系统的 如何认识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时限和走势问题，近年来一直受到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随着这一政策实施进入第五个年头，其未来走势如何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一项特殊的反周期政策，其适时退出是必然的，但也有人提出这一政策要长期化，认为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需要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拉动经济增长。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事实上我们对这一政策一直处于摸索之中。如果把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放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和考察，我们就不难看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在1998年特殊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我国政府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也是向市场经济转轨条件下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探索。5年来的实践实际上也是对积极财政政策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宏观调控基本上是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调控的模式还是传统模式的延续，经济发展在“放－乱－收－死”的循环中周期性波动。进入该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高增长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抑制通货膨胀，从1993年下半年起，我国政府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经济环境明显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而通货膨胀率迅速回落。到1996年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这是我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史上的重要事件，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通货膨胀积累了经验。但是到1998年，我们面临的却是另一种形势：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日益显现，长期以来经济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在国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和国内市场约束双重因素作用下更加突出，内需不振，出口下降，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面对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特别是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在货币政策效应有限的情况下，我国政府相机抉择，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当时对于积极财政政策到底要搞多长时间，并不是十分明确，也可以说是逼出来的“一着棋”。1997年党的“十五大”文件中，曾明确规定中国财政政策的走势，就是从1998年起5年内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逐年减少已有的预算赤字。但到第二年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不得不作出调整：不是紧缩，而是扩张；没有减少赤字，反而大幅增加赤字。从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向积极财政政策的突然转变，首先是思想认识上的转变，这个认识不仅包括对经济形势变化的判断，而且还包括对积极财政政策内涵本身的全面理解。虽说国外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但毕竟与我们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不完全一样，能直接借鉴的东西并不多。 所以说，从理论上探讨、从实践上总结积极财政政策未来走势，对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有益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有一种非理性现象，这就是有些人把财政政策贬得一钱不值，比如前些年在西方货币主义思潮影响下，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靠货币政策调控，财政“管得越少越好”；另一些人则把财政政策吹上了天，认为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只有财政政策能发挥作用，积极财政政策要大搞，要多搞，要长期搞下去。显然，这样的认识带有片面性，缺乏理性，其中既有认识上的差距和偏见，也有部门利益因素。一些部门和地方对于政府大规模投资搞建设可谓“情有独钟”，从根本上讲，仍然是受到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影响。事实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由于各自政策工具和传导机制的不同，二者在调控方向、调控重心以及调控时效上有自己的特点和分工，在不同情况下运用可以有所侧重，并不存在谁比谁更重要，或者靠某一政策能“包治百病”。对积极财政政策的认识应该是全面、系统的，既包括对政策本身特点的认识，也有对于宏观经济环境的认识；既要看到其实施的必要性，也要认识到其有效运转的可能性。 辩证地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 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 应该肯定，连续几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遏制通货紧缩趋势的蔓延，克服世界经济滑坡带来的影响，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不仅体现在由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有力地拉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启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而且反映在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方面，例如大大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区域生产力布局得到调整。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丰富政府宏观调控经验，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进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积极财政政策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矛盾。比如，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五年了，消费需求依然增长乏力，近几年虽然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刺激居民消费，但消费的整体水平却没有明显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很小且很不稳定。这说明居民即期消费意愿不强的状况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从投资需求来看，民间投资也未能真正启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由于宏观经济体制和相关政策方面的改革没有及时配套推进，我国投资需求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国债投资成为社会投资的主体，其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还有待提高。从投资的规模来看，近几年，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总和仅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3左右，国有投资在总量上仍占绝对优势。此外，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所弱化。由于连续几年大量地发行国债，使得国债投资项目较多，一方面造成了资金相对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有所抬头，另一方面又导致了项目储备不足，适宜国债投资的项目不多，以致出现了增发国债结余闲置、难以安排的现象。同时，增发国债的增长拉动效应主要体现在投资领域，对拉动消费起不到直接的作用，并且受居民消费倾向较低的约束而起不到较大的间接拉动消费及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即便是在投资领域，随着增发国债措施的连续实施，国债融资及其配套贷款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大，对市场投融资难免不产生一定的挤压。还有其他方面一些原因也影响了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如部分国债项目未经过科学的论证，社会效应、经济效应不够，对扩大内需难以起到积极的作用；部分工程的配套资金跟进不足，造成前期资金积压浪费严重；某些地方存在挪用、挤占国债资金的现象，不仅没有发挥国债资金应有的作用，而且还产生了相当不良的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