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分权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性是，它不仅仅是一种与全球化并行的趋势，其自身的发展动力也主要来自全球化的推动。随着国家与国家之间、各个国家内部的竞争程度不断加剧，各个层次上的资源，无论是公共管理的还是私人管理的，区域的还是地方的，都能得以有效分配。这种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促使各国推进自身的制度体系和组织结构的改革进程。各国政府在制定本国政策的同时必须对有关国际政策加以考虑。 地方分权是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民众参与度的一种工具，其本身并非最终目标。大国必须同时从管理、财政和政治角度出发来审慎地确定地方分权的最优程度。如果因为实施地方分权使得更多人陷入贫困，那么在确定最优分权度时就不得不增加减少贫困这样一个考虑因素。本文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一、在什么条件下，地方分权与减少贫困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在什么条件下又是负相关关系；二、地方分权是否提高了贫困者的政治参与度，并且这种参与度因为更有效的监督和更完善的管理而得以顺利实施（例如，减少腐败）？如果地方分权提高了贫困者的政治参与度，赋予了他们更多的发言权，那么投资决策就有可能对贫困者更有利；三、地方分权是否能够在旨在减少贫困的公共设施方面，例如医疗和教育，增加投入，并提高其质量水平？让地方更多地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将有助于扩大公共产品的供应并提高其生产效率。 一、地方分权的定义 地方分权是指公共事务的权力和职责从中央政府到下级政府的转移。政府组织通常有中央、省和地方三级，是典型的成分多样化的复杂组织。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都是政府体系内部实施控制和分配决策权的一种方式。地方分权涵括了各方面的决策权力和责任向下级政府的转移。通常有三种地方分权类型：一、政治权力下放。是指将所有类型的决策权全部下放，包括设立标准和法律框架。二、管理权力下放。是指将职权、责任和资源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进行再分配。让各级政府拥有适当的管辖范围和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这类权力下放有效率的前提条件。三、财政权力下放。是指对各级政府的税收权、转移支付额度以及流动支出和投资支出等加以重新界定。 这三种类型的权力下放彼此间是相互关联的，共同对削减贫困产生作用，因而不能将三者割裂开来进行评估。通常各级政府对决策的制定都有所涉及：财政决策可能是中央集权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则可以下放到地方。经常是这样的情况：宪法和法律对各种公共服务和财政转移支付的责任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不仅如此，将某一特定的决策过程分权化或者集权化到何种程度也经常是不确切的。更狭隘意义上的管理权力和财政权力下放是指中央政府仅仅派遣部分职员到地方上分管当地的政府机构，虽然某些职权明确授予了地方，但仍主要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二、推动权力下放的动力 在最近十年里，全球范围内的权力下放趋势十分明显。拉丁美洲和中国正进行着管理和财政方面的权力下放。俄国等转型国家实施了政治权力的下放。印度也正在不断加大政治权力下放的力度。概括起来讲，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致了这一趋势的发展：一、解决地方性政治自由、政治权力共享和政治冲突等问题的需要——权力下放的出现主要是一种对政治体制过度集权所造成危害的政治性反应，其第一推动力不是地方政府对经济效率的追求，而是摆脱中央政府的干预和影响、获得政治权力和政治自由的需求。还有许多权力下放运动由潜在的或公开的民族冲突导致。权力下放还扮演了一个将原本彼此绝缘的中央权力体系与各类社会集团重新联系起来的中间人的角色。二、全球竞争的压力——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全球权力下放运动的进展。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竞争的不断加剧，导致了各种所有权下及各种管理方式下的资源都得到了有效再分配，并进一步促使各国进行制度变革和结构重组。如今各国政府在制定本国的贸易、税收、社会政策时都要考虑到相关的国际政策。三、稳定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走向越来越全面的开放，在前所未有的外来冲击面前，区域和地方希望重获确保当地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政策工具的实施权力，以使区域和地方能够“吸收冲击”，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俄国、印度尼西亚、中国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四、对地方公共服务平等和效率的要求——与上面提到的全球竞争力部分相关，很多国家大幅度地改变其发展战略。关注地方公共服务提供和管理中的无效率，通常假设事前中央政府对地方的需要的不切实的理解导致对权力下放的要求，其目的是提高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质量和效率。 在上述四个因素中，前两个是决定性的。四个因素之间相互交叉、相互促进。每个因素既通过导致权力下放而间接有利于、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减少贫困。 三、权力下放对贫困者的意义 为了能够制定出一个切实有效的贫困削减战略，首先划分贫困群体、描述其特征以及列举导致其陷入贫困的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将这项任务交由地方政府去完成是最合适也是最容易的。一般而言，地方政府能够比中央政府更加清楚地了解当地居民的需要和偏好，因为中央政府收集信息的能力毕竟有限。另外，在一个地方分权的体系中，原则上讲，由地方民众和社团对地方政府实施监督和控制相对更容易。民选产生的地方政府更可能对贫困群体的处境和需求予以考虑，并致力于让他们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将决策权赋予地方一级，还将赋予地方组织更多的责任、明晰的所有权以及相应的激励。地方政府容易找到更经济、更有效的方式来提供公共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