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面临高额外债，宣布停止偿还本息。事实上等于宣布政府破产。接踵而来的是，比索贬值，银行冻结，街头骚乱，总统辞职。众多阿国人一夜之间从小康变成赤贫。 阿根廷没有理由落到这步田地。它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国民教育程度高居南美洲上游。人均国土面积和人均GDP都是中国的10倍。上世纪初，它的人均收入曾经高于法国和德国。 阿根廷的教训尤其值得中国知识分子深思。中国刚刚加入WTO，而阿国自1991年开始实施全球化。中国从70年代结束“文革”开始改革开放，阿国自1983年结束军人专制恢复民主，以后开始推行私有化和经济改革。阿根廷人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一条具有阿根廷特色的改革开放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失败的改革开放 1982年，风雨飘摇的阿根廷军人政权诉诸民族主义，孤注一掷偷袭马尔维纳斯群岛（即福克兰群岛），以武力统一国土，遭到英国武装干涉。在阿军惨败之际，军人政权也随之灰溜溜地垮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国难之后的1983年，民主回到了阿根廷。 结束专制后的首任民选总统阿方辛(Alfonsin)接过了军人执政后的烂摊子，在恢复公民政治权利方面逐渐走上了正轨。然而此后数年，阿根廷经济仍然举步维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 阿根廷政府部门开支庞大，一直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收缩政府开支则意味着公职人员大量失业和社会福利大笔削减，其结果必然是怨声载道乃至社会动荡。于是阿政府饮鸩止渴，大印钞票填补财政空缺。一时间通货膨胀率成为天文数字，最高时达到5000%。也就是说，年初的一块钱到年底只值两分钱。在阿方辛政府执政末年，阿国人38%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5年前，阿根廷已经以超通胀的方式破产过一次。 1989年，Menem当选总统。1991年，阿根廷实施经济改革开放，除国企私有化以外，其最关键的举措便是比索美元1:1挂钩。这在当时无疑是必要的。货币“美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迫使政府停止滥印钞票，而且取得了积极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通货膨胀即刻刹车。稳定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国内外的投资欲望。外国直接对阿投资从1991年至2000年接近800亿美元。加上国企私有化，摒弃价格管制，开放私人银行业等等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措施，阿根廷实现连续数年7%-8%的高速增长。到1994年，贫困人口降低到13%。 经济和金融改革创造了初步的繁荣，这本是深化经济改革和启动政治改革的大好时机。可惜，阿根廷浪费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政府机构和开支庞大的问题不仅迟迟得不到解决，反而日渐恶化，赤字连年。到去年，政府所欠外债估计接近1500亿，约为GDP的一半。 1998年，邻国巴西货币贬值。同时由于美国经济强劲，美元坚挺。与美元挂钩的比索事实上等于升值，阿国出口竞争力受到打击，经济开始进入连续36个月的衰退。阿政府无法借新债还旧债，只好于2000年3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救。IMF向阿国提供了低息(2.6%)贷款，并提出条件：进一步开放市场，深化改革并降低政府赤字。阿根廷政府在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时候哪里还敢动手术？2001年财政空缺再达110亿。IMF于是停止输血。阿根廷终于走上了破产之路。 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教训 最艰难的改革在于最终健全完善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阿根廷危机向世人揭示，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往往是前功尽弃。 1991年的货币美元化是必要的，在当时是刹住通货膨胀的有力措施。但是，强行挂钩毕竟是权宜之计。在止住通胀之后应尽快完善金融体系，以便逐渐有序地回到市场。应该贬值的货币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谁也斗不过市场。 阿根廷传奇人物庇隆所实行的“庇隆主义”，对阿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庇隆主义是阿根廷特色的市场经济，即国家干预经济加上不切实际的劳工福利。 阿根廷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危机爆发前已经是18%。阿根廷工人工会过分强大而又腐败，在保护劳工的旗号下，敦促、买通国会建立法规，强迫企业提供高福利。阿根廷劳工福利和保障超越了经济发展，造成的结果是企业国际竞争力低下，经营成本高昂。 就业市场僵化的一个典型因素，就是企业无法解雇工人。除了工会压力之外，阿企业减员必须支付极高的辞退金。相比之下，美国经济活跃，就业率高的重要原因，是劳工流动性高，企业裁员在法律上和生活方式上都是全社会可以接受的常事。 市场经济的最根本所在，是产权的法治保障。如果投资人在甲国的产权得不到法律的强有力保护，则自然倾向于将资金转投乙地。Menem政府提出了多项改革措施，却偏偏忽略了产权。 产权保护不力和政府干预实业的直接结果，就是本国资本外逃。有人估计，阿根廷人存在国外的资金多过500亿美元。这笔钱如果留在国内，阿根廷断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滞后的政治改革和淡薄的公民意识 很多有识之士认为，阿根廷的危机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是来自阿国的政治体制，来自一个扭曲的、不彻底的民主，来自一个失职的知识阶层，来自一代不具备公民意识的人民。 阿根廷问题专家米勒教授(Jonathan M.Miller)指出，阿国会议员选自各政党指派的候选人，而不是在各选区独立竞选直接产生。这些议员的政治生涯不是取决于选民的意愿，而是来自对该党领袖的忠诚。省长虽是由直选产生，但省财政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而不是当地的税收。在这种畸形的民主制度下，民意难以上达，杰出的领袖人物很难脱颖而出进入决策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