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经过二十年的搏击和奋斗，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截至1999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有150.89万户，从业人员2021.55万人，注册资本10287.27亿元，创产值7686.01亿元，实现营业收入7149.3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191.39亿元，出口创汇人民币359.83亿元。并且出现了像四川新希望、湖北蓝星、萧山万向集团、温州正泰、德力西等较大规模的企业。事实证明，私营企业在增加就业、繁荣市场、增加财政收入、发展生产力以及推动市场化进程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入世进程的加快，私营企业不仅面临着国营企业的挑战，而且面临着外资企业、跨国集团的巨大压力。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私营企业必须要长大，不仅是经营规模、资产总额要扩大，而且在经营理念、管理模式上都必须有新的突破，必须跳出家族式管理。但家族式管理不是说跳就能跳的，不要说中小私营企业，就是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也很难走出家族式管理的窠臼。原因何在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问题。 一、私营企业自身的成熟程度 1.私营企业的规模限制。私营企业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虽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基本靠自身积累，采取原始式的管理方式滚动发展，因此企业规模做大的并不多，就算像新希望、万向集团、正泰、德力西这些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也还是不能跟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相比。就像我省私营企业的始发地——温州，在其乐清柳市镇的这片弹丸之地上，竟然星罗棋布了近三千家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其中虽然有正泰、德力西、天正、长城等规模较大的企业，但也有好多夫妻店、师徒店，一个业主带六、七个帮工的企业占了很大的比例。由于企业规模小，起家的时候靠的就是血缘、地缘关系，而初创时期这种血缘内部强大的凝聚力和信任度大大节省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其内部的信任和合力远比外请管理人员的精明和能干来得重要，家庭管理所节省的交易费用超过了管理标准化所付出的交易费用。显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家庭式管理还是其有效形式。 2.内部管理问题。首先是产权不清，个人资产和企业资产混在一起。而现代企业制度首先就要求“产权清晰”。另外，私营企业的许多管理制度都不规范，包括财务制度、组织制度、人事制度。许多私营企业的财务都由家族成员自身掌控，不对外公开，财务帐目是一本糊涂帐。在组织制度上，只有垂直管理系统，没有横向制约系统，形成家长制的集权垄断，其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在人事制度上，并没有按能力配置岗位，往往把家族成员和亲信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而把外聘人才放在次要位置，以至造成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这对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 3.企业主的素质不高。应该说私营企业中不乏高素质的企业家，如湖北蓝星集团总裁杨忠洲实行有序整合，为私营企业“补血”“健脑”，东方集团总裁张宏伟通过强强联合、强弱联合、跨国联合等多种形式建立战略联盟，挑战“入世”。女企业家哈尔滨翔鹰集团总裁刘迎霞积极防范风险，时刻有危机感，从而使企业获得持续发展。而华帝的老板则集中退出公司管理层，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聘请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公司。还有我省温州的正泰、德力西都在积极创新，突破原始的温州模式。但这些仅仅属于凤毛麟角的拔萃之辈，与数量庞大的私营企业群体相比只是少数，从总体来说，我国企业主的素质还远没有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高。从全国来看，私营企业主或主要投资人的文化水平，文盲为0.3%，小学为6.4%，初中31.4%，高中为41.7%，大学与大专为19.5%，研究生为0.7%。由于受到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40%的企业主看不懂财务报表。其次是思想保守，观念落后。许多企业主一是受文化水平限制，二是受企业规模的限制，三是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使得他们的经营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肯也不敢放手让外人经营。四是思想浮躁，决策专制。许多私营企业主是在改革开放后，卖方市场和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靠抓住一、二个机遇发展起来的，因为初次成功的喜悦，就使他们头脑发热，沾沾自喜，盲目发展，并且决策专断，过大估量自己的能力，从而纷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五是缺乏理想和信仰。好多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没有企业文化和精神，办企业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没有远大的目标和理想，对员工的激励也只用片面的物质激励办法。正是因为许多企业主的总体素质不高，他们或是安于现状，原地踏步，或是独断专行，盲目发展，使得他们在管理模式上很难突破家族经营。 二、文化障碍 中国的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是由家累积而成的。自从西周宗法社会以来，“家”与“国”的关系密不可分。“家庭本位”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特色之一。家庭是生产、消费、教育、保险以及生活和情感的小社会。由于血缘关系，家庭事业的兴旺是家庭为单位的社会长期追求的目标。这意味着，个人除了服从家庭的权威和责任义务之外，不再或很少服从外来人员的权威，尤其是商业利益的权威。其结果是超越家庭之外的商业组织难以生存。直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历经国门洞开、战争、政治制度变革、文化洗礼乃至现代技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冲击，家庭的传统变得支离破碎而难以辩识。应该说，宋以来形成的传统家族制度在1949年后的中国逐渐消失了。虽说封建意义上的家族制度从形式上已经消失了，但家族文化还是深深的烙在人们心中。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家庭又重新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合作单位，再加上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兴起，家族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又得到了重新强化。同时，以家族文化作为象征和仪式的制度也得到了再造和强化。具体表现为修宗谱、建祠堂；祭祖宗、拜祖坟；以家族势力为基础兴办公益事业等等。可以说，家族内部强烈的凝聚力和信任关系是其它组织没法相比的。素称礼仪之邦的中国，其实其信任和合作关系只局限于家族内，正如福山在其《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所说的，世界范围内的华人企业规模之所以较小，其根源在于华人文化中所缺少的社会信任。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家”这一观念的同时，却弱化了“家”与外界联系的纽带，信任度是随着家族关系的亲疏远近而逐次递减，社会成员间的关系比较陌生和淡漠，社会中介组织很不发达。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家族成员倾向于把企业看作是自己的财产，不愿把企业的产权拱手让与别人。在企业的传承问题上，还是抱着“子承父业”的观念，例如浙江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耀华、华西集团董事长吴仁宝、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纷纷表示将把他们的位置传给他们的儿子。而西方的家族企业文化则与我国有极大的不同，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的生命观认为“个人的生命是由上帝创造的，人生是自由平等的”，因而，像美国，对自己家人的关心较弱，对陌生人与对自家人的相似度高于中国人，因而，他们的企业有着巨大的社会资本，在条件成熟后，很快就实现了企业制度的创新，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企业。另外，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经动荡和变革，建国后，又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人们对未来社会没有安全的预期；再加上建国后的30多年间，由于主客观原因，我国处于一种极度贫困状态之中，很少有家庭能够拥有一些自己的私人财产，因此人们对改革开放后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原始资产格外珍惜，不想授权于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