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的如此“同情和赞许”，显然不是看到中共的主张以后才产生的。事实上，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早就渴望中共停止武力革命，公开和平地进行活动；同时他们也早就渴望国民党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政治。因此，中共的意见和主张也早就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而中共的参加，显然会增加实现这种主张的可能，这样又怎能不使他们立即表示“同情和赞许”呢？其实，早在中共政策刚刚有转变的迹象时，就有人表示欢迎。张东荪曾专门著文赞赏中共的《八一宣言》，他说：“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以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作何等佩服！”（注：张东荪：《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由评论》第10期（1936年2月），第4-9页。）对于《独立评论》周围的人来说，先前大概也一直存有与中共直接“沟通”的意念，而现在直接“沟通”的机会来了，因此自然也就不轻易舍弃了。在《独立评论》此后的几期上，又接连发表了陶希圣的《再论开放党禁》、《不党者的力量》和《国民大会的一个解释》，继续讨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问题。其中陶希圣还充满信心地说：“为了引导别的党派走上合法的道路，政府是应当而且必然有承认他们的一日。”（注：陶希圣：《不党者的力量》，《独立评论》第242号（1937年7月），第10页。） 这种讨论提示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趋向：当国共武力争斗的时候，在严重的外患面前，他们可能从“有政府胜于无政府”的认识出发，倾向于站在国民党一边；而当国共和平争斗的时候，他们可能从建立“好政府”的愿望出发，倾向于站在共产党一边，以与共产党共同去争取它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讨论开了后来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向国民党要民主的先河，虽然胡适和陶希圣都走上了另一种道路，但是后来《独立评论》的作者张奚若、周炳琳等却沿此路径走上了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需要说的是，以上讨论的只是《独立评论》对中共态度的一面。不要忘记，进入30年代时，胡适等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彻底分道扬镳了。他们对中共的评论正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发出的。因此，尽管他们受“世风”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及苏俄推崇一时，但是无论如何推崇，也不可能走到赞成以武力革命去实现和学习的地步；尽管对中共要解决的问题，抱有一定的同情，但无论如何同情，也不会完全认同武装暴动的解决方法；尽管对中共“公开和平的讨论问题”表示“赞许”，但无论如何赞许，他们也不会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台湾学者陈仪深说：“吾人从《独立评论》中可以发现许多谴责国民政府、谴责地方势力的文章，却很难得找到一篇谴责中共的文章。”（注：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第45页。）事实并不尽然，《独立评论》上专门批评中共的文章的确很少，但找出“几篇”似乎也并不怎么困难。周炳琳的《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即是专门从学理上批评中共的文章；古舞的《救救四川！》、鲁学瀛的《四川危机了！》和贾问津的《绥宣失陷及其收复》等，则是从看到的“事实”上谴责中共的文章。 其实，《独立评论》中批评和反对中共的地方也是不少的（注：参见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指责——以〈独立评论〉为例》（《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在蒋廷黻最初提出的《独立评论》编辑方针中就曾指出，“帝国主义不限于某一时代或某一种的社会经济制度。民族竞争是永不能免的。中国不应作任何主义之世界革命之牺牲品”（注：蒋廷黻：《〈独立评论〉编辑方针（稿）》，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574-575页。）。后句中“任何主义”明显指“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从《独立评论》实际的政论内容也可发现，其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态度鲜明地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随着外患的日益严重，他们又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逐渐认同国民党而指责共产党。当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言论环境中，他们对中共的认识也很难完全摆脱偏见。 总体说来，《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二重性：在特定的语境中，对中共有着“同情和赞许”的一面；同时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共又有着“批判和反对”的一面（注：其实，即使当时的读者也往往只看到其中的一面，或者都从中寻找自己所希望的思想，由此造成不同的人读《独立评论》所得的印象，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时人苏雪林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谈《独立评论》的态度，就恰恰是本文没有详论的另一面，“我所要对先生谈谈的，第一是关于先生主办的《独立评论》态度的问题。这里我要先对先生和《独立评论》表示衷心的感谢。前几年左派势力活跃，整个文化界都被他们垄断。他们的理论既娓娓动人，其宣传的方法又无孔不入。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向中国侵略，政府态度不明，四万万人都抱有行将为亡国奴的忧惧。不但青年感到万分的苦闷，我们中年人也感到万分苦闷。左派理论，恰恰指引我们一条出路。于是大家如饮狂泉，如中风疾，一个个左倾起来了。我那时虽未加入左联，思想亦动摇之至。……后来连读《独评》数年，思想更趋稳定。假如当时不闻先生的教训，以后又无像《独评》一样的刊物指导我思想的正轨，则区区此身，难免不为汹涌的时代潮流扫卷而去”。（《苏雪林致胡适》，1936年11月18日，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25-326页。）这段话提示了“左派理论”确是“汹涌的时代潮流”，前面已论及，事实上《独立评论》并未完全摆脱其影响；但是正如这里所表明的，《独立评论》显然还存在着与“左派理论”相对的另一面。）。在逐渐形成两大政治势力对立的中国，随着各自势力的消长，前者可能使《独立评论》周围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向“左转”，同共产党进行某些合作；后者可能使他们向“右走”，投入国民党政府（注：1935年以后，翁文灏、蒋廷黻、何廉、张忠绂、吴景超、胡适、陈之迈等独立评论社员相继参加了国民党政府，而张奚若、周炳琳等人在后来的国民参政会中却明显地向中共靠拢，与中共一起同国民党“斗争”。1949年前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独立评论社员中只有傅斯年、蒋廷黻、陈之迈、胡适等4人去了台湾，并继续在蒋介石政府中任职；而任鸿隽、陈衡哲、周炳琳、吴景超、周诒春、张奚若、翁文灏等却留在了大陆或稍后从海外回到了大陆，其中有不少都是原来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过职的人。这些人当然不是投机，很可能是他们潜意识里一直存在着《独立评论》时期那种对中共的“同情”和“希望”，时过境迁后，便又浮出了“脑海”。参见张太原《从边缘到中心：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独立评论〉的宗旨及社会影响》（待刊）。）。当然，这只是就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而言，而不是针对某些个人来说的。事实上，30年代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对国共两党的政治取向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后来的分化大都与当时的态度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