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进化论是19世纪人类自然科学领域的三大发现之一，它“放出烈日一般的强光，照着思想界，登时改变了颜色，许多观念，都换了样式了”（注：周建人：《达尔文主义》，《新青年》第8卷第5号。）。以赫胥黎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把“物竞天择”的有机界进化规律应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现象，带来了人类历史观的大变革。在近代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形势下，严复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所震撼，遂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择要翻译，并与1898年2月结集为《天演论》出版。但在以下两个方面，严复并不同意赫胥黎的观点。 第一，赫胥黎把竞争看做动乱的根源，认为太平盛世是不存在的，“天下之生”的生存状态是“一治而一乱”，“周而复始，循若无端”，而且人天生有“欲”有“私”，所以“以天演言之，则善固演也，恶亦未尝非演”（注：严复《天演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421页。）。而严复则认为虽然进化的快慢不得而知，但人类的发展一定能达到美好的境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因为进化可以锻炼和培养人民的性情、智慧和能力，以与环境相适应，并最终到达太平盛世，“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而不日趋恶，而致治必有时而臻者”（注：严复《天演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422页。）。 第二，赫胥黎非常注重“合群”的作用，认为“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临于灭”，主张为了合群，一群之内的人皆当“惩忿窒欲，屈私为群”（注：严复《天演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235页。）。严复也非常注重合群，但他并不赞同一意屈己为人，认为“一群之中，彼苦而后此乐，抑己而后人乐，皆非极盛之世”。他也反对把“自营”看做恶行，并提出了“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式的“开明自营”，以与损人利己式的“自营”做区分（注：严复《天演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433页。）。 严复与赫胥黎的分歧，说明严复肯定了“物竞天择”和人的“私”、“欲”的积极作用，并相信“物竞天择”的进化规律会趋善抑恶，将人类带入太平盛世。在民贫国弱、列强侵逼的背景下，这种新的世界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胡适所言：“1898年有个严复译了一部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之后，真是不翼而飞，有许多人自己出书刻版送人。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话头……从没有人出来反对天演论的。”（注：胡适：《从思想史上看中国问题》，载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二 “从没有人出来反对天演论的”，这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随着一战的爆发，严复版进化论在中国的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折，由从来没有人反对到受到质疑，进而受到了广泛批评。同时西方的其他进化学说纷纷传入中国，中国的进化论观呈现出了三个新特点。 （一）互助进化论取代了竞争进化论的主流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致力于研究战争原因的学者Varnon Kellogg发现，“德国之士大夫解释此次战者，大都归诸生物进化之定理，以为苟欲一步进化，势必聚世界所有强国为一度战争”（注：德彰：《德人战争与进化观》，《东方杂志》第15卷第9号。）。1916年底蔡元培考察欧洲归来，也讲道：“在昔生物学者有物竞生存、优胜劣败之说，德国大文学家尼采遂应用其说于人群，以为汰弱存强为人类进化之公理，而以强者之怜弱者为奴隶道德。德国主战派遂应用其说于国际间，此军国主义之所以盛行也。”（注：蔡元培：《我之欧战观》，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蔡元培此言，当是受欧洲学者的影响。可见在西方把生存竞争进化论当做一战爆发思想根源的看法是很流行的。战争的残酷性促使人们开始怀疑生存竞争社会进化论的科学性，于是克鲁泡特金旨在修正生存竞争进化论的“互助进化论”开始受到关注。克氏认为，除“竞争”外，“互助”也是宇宙的普遍现象和促进、适应进化的重大力量；互助并不仅仅为生存，它基于“爱、同情、牺牲”；而且“若论进化之关系，则必互助为要”（注：转引自李石曾《互助论》，《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克氏的《互助论》出版于1902年，而且至迟在1907年，李石曾等人也将克氏的“互助进化论”介绍到了中国，但在当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盛行的情况下，互助进化论在西方与中国都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战争的深入，为了与倡导生存竞争进化论的德国相抗衡，协约国开始提倡和鼓吹互助论，“《互助论》之销数乃大增”（注：蔡元培《我之欧战观》，《蔡元培全集》第3册，第4页。）。 西方这股批判竞争进化论、宣传出版“互助论”的潮流，以及一战惨烈的现实，迅速影响了中国人对进化论的认识，在中国也出现了批判竞争进化论、宣传“互助论”的热潮。此时在中国的书籍、报刊上，对“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反思随处可见，普遍认为它“造成一个有强权无公理的弱肉强食世界，演出多少杀人流血的大惨剧，造出多少丧失人性的大罪恶”（注：杨太空：《怎么样才能进化》，《晨报·副刊》1919年5月11日。）。李大钊、蔡元培、康有为、梁漱溟、杜亚泉、柳诒徵等都有反思进化论的言论，甚至严复自己也感叹“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692页。）。梁启超由此也反思严复版进化论的负面影响说，“近年，全国人争权夺利像发了狂，这些人虽然不懂什么学问，口头还常引严又陵译的《天演论》来当护符呢！”（注：梁启超：《老子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五。）与此同时，互助论在中国受到了普遍重视，《东方杂志》、《时事新报》等重要报刊上时常刊登有宣传互助论的文章，可以说，此时互助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已超过了严复版进化论，“及至欧战开始以后，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又在欧洲盛行翻印，以互助之说鼓吹诸国协力攻德，是以其说已渐渐传至中国，而国人亦弃其物竞天择之口头禅，而谈互助矣。”（注：健孟：《竞争与社会进化》，《东方杂志》第18卷第2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