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3-0313-07 中国是创立联合国的“巨强”(Big Power)[1]（第541页）之一，但中国参与联合国初创时期活动的情况，却一直是海峡两岸和海外史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例如，联合国成立时期的第一次重要大会——旧金山制宪会议，中国以该会召集国之一的身份，派出了阵容庞大、堪称会议之“最”的代表团与会，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大型国际会议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想独享殊荣，不让其他党派、尤其是不让共产党参与其事。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原拟仅派3名国民党代表，后来不断扩大，最后成为包括国民党（4名）、共产党（1名）、青年党（1名）、民社党（1名）和无党派代表（3名）的10名正式代表，总人数近百人，具有比较广泛代表性的代表团，其间颇费周折，来之不易。 对于这一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以往论著鲜有介绍（注：除10名正式代表外，整个代表团人数、名单等从未全面报道过。如台湾出版的综合各种档案、资料而成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解释说：“我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之顾问、专门委员与随员等，经报刊陆续作非正式之发表如下”，共报道了正式代表10人、高等顾问1人、秘书长1人、顾问5人、专门委员6人、随员3人，合计仅26人，参见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45年1-4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经销，1986年，第898；另据1945年4月16日外交部抄送的一份由国内出发者之名单，仅33人，参见参考文献[12]，第908页；另李铁城在其论文“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对创建联合国的贡献”中一条未注明出处的注释中说：“中国代表团……共90人”，也有误差，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138页。）。本文拟就出席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的组织过程、影响因素、人数及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的活动等情况作一述评。 一、中国代表团组成的曲折过程 中国是联合国发起国之一。1945年2月12日，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在雅尔塔《联合声明》中宣布：将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第48页），因其主要任务是制定《联合国宪章》，故通常称为制宪会议。三国还建议中、法两国共同参与邀请。中国接受了这一建议，而法国则仅同意与会但拒绝列名为邀请国（注：法国对列为旧金山会议邀请国提出一些条件，被雅尔塔三国拒绝，故法国不同意作为旧金山会议发起国。参见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外交部档案，全宗号18，案卷号2175。）。3月5日，由美国代表美、英、苏、中4个发起国，向符合条件的各国政府（注：当时发邀请的对象只有39国，加上先被邀请的法国，再加上4个邀请国，共44国；旧金山会议前，又补充邀请了黎巴嫩、叙利亚2国，这样至旧金山会议开幕时，与会国共46个。在会议期间，属于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获单独的投票权，阿根廷、丹麦2国新加入，因此至闭幕前，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国家为50个。波兰外长会后在菲律宾和沙特阿拉伯两国之间预留的空白处，补签《联合国宪章》，故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定为51个。参见［苏］克里洛夫著：《联合国史料》（第1卷），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俄文原版1948年出版），第61-62页；参考文献[2]，第59页。）发出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请柬。同日，4个发起国分别在各自的首都发表外交部公告，宣告此事。 中国政府从2月开始即着手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具体准备工作。2月22日上午，蒋介石召见其外交顾问王世杰，商量“中国赴旧金山会议之代表团团员名额”事宜。王世杰建议：“代表名额三名似已足。”[3]（第34页）按照国际惯例，应由时任外交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也认为，只要“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就可以了，即他自己和顾维钧、王宠惠两个人[3]（第476页）。3月6日中午，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常会委员开会，“商议旧金山会议事”[3]（第42页）。会后，蒋又召见了顾维钧。在谈及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时，顾建议：中国代表团应包含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显得像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代表团。蒋介石则认为：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实际上再没有什么其他的政党了，代表团不必太大，3、5个人足矣。顾委婉地说：中国代表团当然不必像美国那样拥有8名代表，不过还是应该具有更多一些的代表性，比如，可以选派1名妇女代表。蒋表示：此议可行，另加派1名无党派人士作为代表团顾问，再加原定的3名国民党代表，整个代表团可由5人组成。顾又建议还可以再增加一点有代表性的代表[4]（第475页）。 顾维钧所指当然主要是中共代表。中共自己也在力争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资格。争取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直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二是争取美国的支持并影响国民党决策。 早在2月18日，延安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便讨论了有关此事的对策。毛泽东明确表态：“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需与民主同盟联合提出要求。”[6]（第225页）同日，周恩来从延安致电正拟由华返美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出：旧金山联合国会议，应按赫尔利在重庆时所说“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而且“国民党的代表应限于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则由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选派。只有这样才能公正地代表中国人民的公意；……请将此讯转达美国总统。”但2月20日，赫尔利回复周恩来时，却改变态度说：“我确曾与你讨论到行将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但该会“是一个国际间会议而不是各个国家内的政党间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并非一个国家，……它是中国的许多政党中的一个”。赫尔利强调：“仅只中国国民政府曾被邀请参加该项会议”，并且“我无权对此事作一决定。”[6]（第600页）这就拒绝了中共的要求。2月24日，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留在重庆的王若飞找到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代表中共提出：国民政府能否考虑由中共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王世杰回答：此事“予实不便转达政府；因为中共既已拒绝政府所提参加一种‘战时内阁’之提议，则予不知如何能使中共参加对外会议；假使中共接受了战时内阁办法，则一切意见可在行政院提出，由行政院随时法定通知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之代表”[3]（第36-37页）。显然，王世杰企图用中共答应参加所谓的“战时内阁”和出席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作为中共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交换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