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科学与民主，是陈独秀一生追求的两大目标，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在他逝世的前几年，仍坚信“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注：《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392、392-393、394、394页。）本文试对陈独秀的科学思想作简要评析。 一 对于何谓科学，其内容怎样，特征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实践的深入，陈独秀科学思想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究其整个科学观，大体包括如下内容： 其一，科学是主客观的统一。陈独秀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这就是说，科学是人们综合对客观事物而形成的与主观理性（经验知识）不相矛盾的概念。反之，“超脱客观之现象”，“抛弃主观之理性”，便是无根无据的“想象”。表明了陈独秀对客观事物的尊重，对主观臆断的否定，对实证经验的肯定，对科学理性的张扬，主张用实证原则、科学理性去衡量一切、判断一切。陈独秀对科学的这种界定无疑受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其二，实证方法和归纳法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不二法门。陈独秀曾说“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页。）对孔德所开创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陈独秀是比较注重的。早在1915年，他就明确地说过“事事求诸证实”的方法，是“科学说明真理”的不二法门（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尔后，又介绍过孔德人类进化之时代的理论，并认为欧美文化，自18世纪始，已从第二时代——科学幻想时代，进入到第三时代——科学实证时代，使得“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不含着科学实证精神。”（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与实证方法相联系，陈独秀对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十分推崇，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的第一大精神就是“实际研究的精神”。而“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于演绎法……到了近代科学发明，多采用归纳法……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社会科学……。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科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的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偏重演绎法则是中国学术不进步的一大原因。因此“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注：《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版，第310页。）陈独秀的这些看法不一定都是科学的，但他把科学上升为世界观、方法论，强调“事实”，注重“分析”，反对“圣教”、“冥想”、“空谈”则是积极进步的。 其三，科学，不仅是只指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哲学和社会科学。陈独秀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这里所指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观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学的哲学）。”（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8页。）主张“将俄国精神和德国科学合二为一”（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页。）这里的俄国精神是指从苏俄传入的唯物史观。陈独秀关于科学应包括唯物史观、社会科学的看法无疑是合理的，而且陈独秀在1920年以后也常是用唯物史观去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标明其科学观更趋成熟。 其四，倡导科学精神。陈独秀说：“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须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在他看来，是否尊重科学，富有科学精神，关系到国民的优劣智愚、民族的强弱兴衰。 二 陈独秀曾说：“现在世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页。）陈独秀是“倾向共和科学方面”。在他看来，科学可以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精神文明的进步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 陈独秀在评价泰戈尔关于科学与物质文明的观点时明确指出：“人类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须品，都是物质文明之赐”，“只有科学能够增强物质文明”。（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3页。）这就是说，科学是物质文明进步发展的根本原因，只有科学的发展，才能促进物质文明的提高，才能丰富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要。陈独秀甚至认识到，人类要消灭阶级对抗、民族侵略，其根本办法也在于物质文明的发达、科学的繁荣。“现代无限之恼闷，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质文明不发达，遂造成民族间的侵略。（二）是少数人垄断物质文明的恩惠，遂造成阶级间的掠夺，这些侵略掠夺之无限恼闷，都非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而且只有全世界普遍地发展科学与物质文明及全世界普遍地享受物质文明方能救济。”（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3-664页。）由此，他对泰戈尔关于“科学只能使物质方面增加便利，总不能给我们心灵上有许多便利与愉快，反觉着促使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3页。）的言论不以为然，指出，无论是个人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的“争斗残杀”，“都是由于财产制度乃个人私有而非社会公有，完全不是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科学及物质文明，在财产私有的社会，固可用为争夺残杀的工具，在财产公用的社会，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页。）这就是说，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本身并无阶级性，犹如：“一颗炸弹可以杀人，也可以开山通路，一条铁路可以用它打仗，也可以运粮拯饥。”“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并无罪恶”。（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页。）泰戈尔“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页。）陈独秀的这些看法，无疑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