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3-0074-06 近年来在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史的研究中，一个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的小团体——平社，逐渐浮出水面，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复原。然而关乎此的发掘还仅仅只是开始，（注：据笔者检索，目前专项研究成果仅有两篇文章，一为沈卫威的《中国式的“费边社”议政：胡适与“平社”的一段史实》（《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一为姜义华的《论平社昙花一现的自由主义运动》（《江海学刊》1998年第1期）；另外姜义华的《论胡适与人权问题的论战》（《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以及许纪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开放时代》1998年第4期）等二文，亦或可算入。由此可见此课题至今仍乏人问津，尚处在铺陈阶段，有待于进一步的展开。）诸多与此相关联的细节尚未得到精心的梳理和厘清，例如平社与费边社的渊源关系，以及拉斯基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影响等问题，虽亦有学者偶然言及，但终因缺乏专门分析，往往失之于略、语焉不详。本文拟就此做一番初探性的尝试。 一 正如有论者界定，平社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核心组织的一个费边式团体。（注：参见姜义华前揭文。）费边社则是成立于1884年的一个英国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团体。究其社名，乃源于古罗马将军、著名的拖延战术家费边·马克西姆。据传，这位将军在与迦太基汉尼拔军队交手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采用了迂回等待、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最终取得了胜利，并由此以“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闻名于世。由此可见，以他的名字作社名，本身就表明了费边社的改良主义立场。费边社成员认为，社会改革也必须以“迟缓”和“渐进”的步骤，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为此，多年来他们一直用象征慢而稳的乌龟作图案来装饰其小册子的封面。同时，他们还制定了这样一句社铭：“要像费边与汉尼拔作战那样，尽管许多人指责他拖延时日，他还是极其耐心地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来到，就得像费边那样，全力出击，否则就白等了一场，徒劳无功。”（注：［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页。）当然，后来的实践证明，费边社等待有余而进攻乏术，从来未见他们有过“全力出击”。 作为如上所述的一个团体，费边社是怎样影响着平社，或者说平社究竟在哪些地方受到了费边社的熏染、以至于带有典型的费边色彩呢？笔者以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征。 （一）成员构成的知识精英色彩。费边社的基本成员，是以“资产阶级和知识界的人为主”，（注：［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22页。）大都是一些学者、律师、新闻记者、文官、证券经纪人等高级知识分子或职员，其中最著名的有乔治·肖伯纳、悉尼·韦伯、悉尼·奥利维尔和格雷厄姆·华莱士“四巨头”，这一状况从该社成立以来，几十年没有什么改变。这种对成员文化素质的高要求加上入社资格的严格审查，使得费边社历来人数都较少，即使在二战后免除了一切入社手续，社员总数也不过8000多人。与此相仿，平社的构成同样也具有明显的知识精英性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主要成员胡适、罗隆基、王造时、梁实秋、徐志摩、叶公超、丁西林、潘光旦、吴景超、陈源、任鸿隽、闻一多、邵洵美等，均曾留学欧美，并且回国后大多在大学任教，不少人还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等职，几乎覆盖掌握了当时中国各大学和各学科的“话语霸权”，可谓是知识界精英的云集。但也唯其如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规模的发展，从1929年4月开始到1931年初终结，参加者也就20人左右。这样的规模在思想流派或文学社团中，或许还不算最小，但倘以政团论之，则实在堪称袖珍。 （二）活动方式的学院书斋色彩。费边社的规则明确规定，它的活动是通过召集大会、演讲、讨论小组、会议和暑期学校，通过促进对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的研究，通过出版书籍、小册子和刊物以及任何其它适当的方法来推进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公共教育。（注：［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52页。）他们宣称，“我们纯粹只是一个教育团体，我们不想成为一个政党，我们应该继续灌输思想的政策，使每一阶级、每一个人受到我们的影响。”（注：［英］韦伯夫人：《我们的合作》，剑桥大学，1957年，第122页。）这就注定了其活动必然是在浓厚的研究氛围中进行的。由1889年肖伯纳主编《费边论丛》肇其端，“四巨头”与其他社员出版了数不胜数的小册子来宣传费边主义，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精力和财力。平社的议政方式与此也十分类似，这在胡适的日记中有着详细的记载。据胡适所记，平社基本每周聚餐一次（大都在其家），每次由一人作报告，然后大家讨论。1929年主要围绕着“中国的现状”，计划分别从种族上、社会上、经济上、科学上、思想上、文学上、道德上、教育上、财政上、政治上、国际上、法律上等方面展开，由各人分工，（注：在1929年5月19日的日记中，胡适拟定了一份《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对各人分工和日程安排做了明确的规划，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8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12月。）充分发挥其拥有人才的学科分布面广的资源优势；另外还拟将讨论报告汇编结集，合刊为一部书，这显然也是刻意仿效费边社的做法。1930年后，平社的活动方式虽然由一人作报告改为两人互相辩论，再由大家讨论，总议题也转为更具对策性的“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改变，都无法淡化其“书生议政”所带来的学院书斋色彩。就此，美国学者傅乐诗曾十分传神地指出，“他们的政治行动计划是至亲好友傍晚在家中聚会时进行——而不是在会议厅和群众大会的热烈讨论中进行的。”（注：［美］傅乐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