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舆论工具。《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后，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民办报纸之一。它记载着国人为现代化奋斗的历史，记录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各种方案的争鸣与共识，展现了一代报人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思考与追求。将这一历史过程整理出来，不但是史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而且对今天大规模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一）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提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科学化，以政治言，必须民主化，及社会主义化”的目标。这反映了当时国人迫切需要安定和渴望建设国家的呼声。然而，如何进行建设，《大公报》没有明确阐述，只是说“一定前进，其前进的目标，必达到全民乐利进步，与国家自由平等”。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促使《大公报》对中国现代化问题做出认真的思考。事变发生后，一场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探讨救国的方法，是《大公报》最关心的问题。当国民群情激愤要求一致抗日时，《大公报》提出：“吾人以为今日之大患，尚不在外患敌兵，而在政府与社会人才破产。”其社评说：“内忧外患不足畏，民穷财尽不足虑。惟政府与社会之人才同时破产了，一至于斯，则真如洪水猛兽之将至，充其量足以亡国而灭种。”（注：《本刊的旨趣》，1932年1月8日《大公报》；《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日《大公报》。）因此《大公报》试图“唤起人们建国的原始精神”（注：《唤起人们建国的原始精神》，1932年2月8日《大公报》，“社评”。），希望国人像大禹一样，忘己忘家，至勤至朴，一切从头创造，御侮建国。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大公报》进一步看到中国今后必须在军需工业及经济上有所建设。淞沪之战，日本是“以最新式之科学战法，摧坚陷阵，我则以原始的血肉之躯，先天的爱国之念，奋掷肉弹以御之”。该报认为，中国要经得起长期与日作战，“今日所缺者不在壮丁而在军器，战事延长，所虑者不在士兵用命，而在交通梗阻，粮食匮乏”。（注：《淞沪之教训》，1932年2月12日《大公报》，“社评”。）怎样战胜现代化强国日本，是淞沪抗战后值得思考的问题。 1932年3月11日，得知国民党当局已接受国联决议，将开始停战谈判，《大公报》马上提出中国要进行现代化的要求，即“中国自此为始，须将其政治制度、经济方略，一齐从头改革，社会之风俗，个人之生活，俱须彻底刷新。如何建设拥护民众大群利益之政治？如何急进的兴科学工业？如何在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各种矛盾与对立中，自定其解决经济问题之步骤与方略？如何全力增进行政与军事的效率？如何彻底完成全国之自卫手段？”在目前困难紧急的状态下，它要求当局与国民对“以上诸大问题，一年中必须立基础，五年中必须收成效！如是方救亡与复兴也”。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大公报》提出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决不依赖外力，“一切一切，皆以自力为之”；二是“以流血牺牲维持我国之完整”。（注：《长期奋斗之根本义》，1932年3月11日《大公报》，“社评”。） 《大公报》这时提出“一切从头改革”的现代化问题，首先，是源于对中国积弱积贫的自省。它认为，自甲午以来，中国民族危机严重，一直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庚子之役其危险尤甚”。中国从来没有国防，其得以避免瓜分，是因列强力量的均势，人民一直处在“灰色之苟安”中，“国民习焉不察，遂以为均势可恃”。所以中国进行的是近半个世纪有名无实的维新。20世纪的前30年虽有不间断的改革，然而民生愈困，国事愈危。中国的社会中坚——知识分子没有很好地吸收西方文化，是在专制统治的背景下，进行浅薄低级之欧化，“今日之外患是三十年维新改革失败之证明也”。（注：《士气激昂与政府责任》，1931年12月8日《大公报》，“社评”。） 其次，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的反省。国民党政府1928年统一中国，正是进行建设的一个大好时机。”乃因党内自裂，启连年战祸，国力本微，又自断之。”（注：《士气激昂与政府责任》，1931年12月8日《大公报》，“社评”。）在“革命政府之下”，中国“乃寸步未进，所增者，惟国民负担”。当局完全将建国的宝贵光阴虚耗，“军队愈多，而国防能力因而愈小，因为不断地内战”，中国立国必需的几分建设，尚未开始。（注：《本刊的旨趣》，1932年1月8日《大公报》。）今日又惨遭蹂躏，“乃三十年维新失败之证明，尤为五年来革命顿挫之结算，其意义严重，应为全国国民一致反省者也”（注：《目前政治上之需要》，1931年12月14日《大公报》，“社评”。）。 再次，是对日本悍然侵华的反思。日本悍然侵略东北，并在世界50余国代表正义声援中国、“咒诅日本侵略之时，而所谓的伪满洲国，居然宣布，淞沪的日军，图谋再攻”。《大公报》称这是“一幕大悲剧”，我全体国民对之应沉痛反省；“日本多年来充实军备，积极经营。蓄谋侵华，而犹盘马弯弓，几经踌躇顾虑与考察研究之后，而悍然为此一大侵略。”其性质之严重，为世界大事，“然日本有备，我则无备，当其未决心，我无以应，及其已决心，我无以防”。而且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于工业、于经济、于一切国防需要，无片刻放置，养精蓄锐，秣马厉兵，而我则兵力虚耗于内战，工业尚修于初期，建国之宝贵光阴，年复一年，虚耗而已；强邻觊觎，而徒求苟安。”所以我全国同胞应“清夜自省，日祸之何以来，与其何以不能拒，世界言论援助之何以无灵，国民激愤之何以不生速效”？要进行“透彻考察，以迅速的一致的担负全责，走入救亡复兴之路”。（注：《长期奋斗之根本义》，1932年3月11日《大公报》，“社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