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在神州大地上狂吹10年之久、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风暴，是20世纪中国的最奇特而又复杂的政治大事件。也是世界近现代政治史上十分罕见的历史事件。一位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也承认：“极少历史事件象毛泽东的最后十年所发生的事件那样令后人众说纷纭。”（注：斯图尔特施拉姆：《大变动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位》，伦敦《中国季刊》1986年12月） 众说纷纭的课题 1.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虽然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概括性的结论，而学者们在研究中还是各抒己见，确是众说纷纭。到底有多少种说法呢？我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根据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大陆、港台和西方的资料，概括为十种说法。即：(1)阶级斗争必然说，(2)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3)封建遗毒复辟说，(4)毛泽东帝王思想说，(5)奸臣祸国说，(6)乌托邦碰壁说(7)群众反官僚主义说，(8)东西文化冲突说，(9)人性兽化说，(10)“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注：《文革起因，众说纭纭》，山西《党史文汇》1995年第3期。）这种种不同的法说，客观上反映了“文革”发生原因的复杂性。从一个角度看，某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转换一个角度看，这种说法又是有缺欠的，不完整的。有的说法甚至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甚至谎谬的结论。不过，说法虽多，众所公认的权威性专著，至今尚未出现。 1996年“文革”结束20周年时，西方开过几个小型的研讨会，新观点不多。比较著名的是“两个文革”说。即认为“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一个，实际上是两个，即一个是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一个是下层的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权益的斗争。也有人把后一种斗争说成是“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斗争。”对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还有几位学者，如徐友渔等，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这种“两个文革说”算不上什么新观点，只是“群众反官僚主义说”的无限拔高而已。发生原因十说的概括，大体上还是可以反映目前已有的各种观点的。 2.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7页。）又说：“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9页。） “文化大革命”客观地说，又是复杂的中国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种。一是它不仅涉及国内也涉及国际，不仅涉及党内也涉及党外，不仅涉及党政领导层也涉及广大群众。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涉及中国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条战线和方方面面的一件大事。全国八亿人几乎没人能够置身事外。“文革”十年中，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没有“文革”风暴未曾刮到的世外桃源。因此，就要求每个“文革”史的研究者，脑子也要复杂一点，要努力全面观察，多方面多角度地研究，尽可能地考虑到事情的各个方面。 大变动时代的沉重插曲 3.研究“文革”发生的原因首先离不开它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大时代。“文化大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不是发生在别的年代，别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看似偶然，其实带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在1968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中，忽然问到会的人员：“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边鸦雀无声，没有人回答。毛泽东自己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注：转引自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引言》（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说是“小插曲”，可能反映的是毛泽东那种恢宏的气魄和浪漫主义的性格。是一种语言的幽默。因为毛泽东自己也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小事。一直到临终他还认为是自己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但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历史的插曲，同时代联系起来，有道理的。 4.20世纪六十年代，确是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高潮的兴起期，也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开始腾飞期。从长远的观点看，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也许是更根本的、更深刻的。但从当时的世界政治舞台看，突出显示在全球局势中影响最大的却是三个高峰期： 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高峰期。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和1964年美国侵越战火的烧向越南北部三大事件可作为标志。这三件事都使两大阵营的对峙达到高度紧张，甚至有引发热战的可能。这种冷战对峙高峰的大格局，增加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独立、保卫自身安全，坚持反帝斗争使命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中苏两党分歧和论战的高峰期。表现在1961年两党在苏共第22代表大会上的分歧，1962年苏塔斯社在中印边境战争中公开发表支持印度的声明，1963年开始的中苏两党公开大论战，1964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共产党修复两党关系的努力受挫折，以及苏联大兵压境、策划对我原子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袭击等。这种状况使中共中央更加认定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党，必须加强反修斗争，勇敢地承担起在国际共运中高举马列主义大旗的义务。同时，也加强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紧迫感。关于中苏两党分歧对“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具体影响，在下边的分析中还会较具体的论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