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党的既定目标，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转变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明确指明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方向问题上，党内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在何时向社会主义转变、如何转变的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初，党内曾存在分歧，甚至出现激烈的争论。这些分歧和争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并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充分深入的讨论，得出实事求是的意见。结果导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重大缺憾。今天重新思考、研究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分歧的经验教训，对于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不无俾益。 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分歧的经过 20世纪50年代初，我党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上的分歧大体集中在两个阶段。以1953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为标志，之前，分歧双方围绕“什么时候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进行了三次思想交锋，最终以“现在过渡”的考虑取代了“将来转变”的设想；之后，分歧双方围绕着“如何进行社会主义转变”进行了一次激烈争论，结果以“加速发展”的要求压倒了“减速巩固”的意见。随着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在匆忙中完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后，中央和地方有不少人把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带进城市，要求分机器、厂房；对资本家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不准辞退工人；不敢和资本家接触；担心土改后产生新富农阶级；采取了许多过火行为等。反映出立即消灭资产阶级、混同新民主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步骤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东北局等地方的实际工作和某些中央政策部门的讲话、指示中都有表现。（注：见1949年5月31日中央《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以及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要负责同志在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并作了著名的“天津讲话”，阐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在采取社会主义实际步骤之前，应该经过一个阶段的经济建设，创造和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后，再转向社会主义。为此，对待现阶段的资本主义，不能只强调斗争和限制，应当允许和鼓励发展，以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观点，早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作出了“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的设想。在刘少奇对东北局常委张闻天提交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修改意见中，毛泽东增加了“决不可采取过早的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的提法。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现在就要取消资本主义的说法，阐明了党在恢复国民经济期间的主要任务和打击目标，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策略思想。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定要多做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6～697页。）由此看来，在1950年前后，主张用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20年），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再通过和平改造的方法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将来转变”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主流。 1951年，围绕山西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实质上涉及老区农村和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刘少奇和华北局主张不能过早地采取否定私有制的步骤，而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在充分发挥土改带来的农民个体所有制的积极性后，再去动摇私有制。其理论基础是当时没有工业化，不具备立刻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生产力标准。1951年3月，刘少奇在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起草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中进一步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但是，毛泽东认为贫农的互助要求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厂手工业阶段，工厂分工形成了新生产力，则中国组织合作社，依靠简单协作就可以形成新生产力，动摇私有制基础。毛泽东开始表态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支持山西省委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发展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社，逐步过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级社，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并通过类似的形式实现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收回了在春藉斋发给马列学院学员阐述的有关“将来转变”理论的资料。分歧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过渡”的意见开始占居上风。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道：“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毛泽东1952年6月6日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批示。）这就透露出毛泽东开始“从现在起”进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关键步骤——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考。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谈到，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他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么确立法？每天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确立，是很难哩！”（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并在会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说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这些构想完全改变了刚进城时至少要经过10年才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等人对“将来转变”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全会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会后全国掀起了宣传贯彻总路线的热潮，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蓬勃展开，“从现在起过渡到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党的主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