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的中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因为，封建土地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解放的桎梏，是造成农民贫困、农业生产力落后和农村衰败的根源，也是整个中国社会贫困落后的根源。因此，有效地治理农村，就必须废除农村封建的土地制度，这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前提；农村问题的解决，又是解决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先决条件。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农民领袖和资产阶级政治家，对于解决农村问题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他们无不将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农民问题的解决，作为重要的治国方略。但由于他们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都始终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一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村的改造与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探索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发动和领导了1924至1927年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1]。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一条共产党领导农民以革命的方式，首先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并依靠革命武装和根据地政权，发动和组织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终于领导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根据地、解放区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根据地、解放区农村成为旧中国农村复兴的曙光，成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型。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把中国农村的发展放在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农村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农民翻身做主站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中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我们在寻求农村改造和发展方面，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是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当家做主站起来，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历代农民孜孜以求并为之献身的理想——土地的主人变成了现实，农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公有制的宿愿也成为了现实。通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广大农村基本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避免了千百年来，不断在农村反复出现的极度的贫富分化而带来的高度紧张的社会阶级关系。新中国的国家政权通过动员农民进行大量的政治参与，把农村社会和国家完全联结起来。原本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的农民，获得了众多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机会，农民开始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参与时代，传统农村的封闭性被农民的广泛的政治参与所打破。中国共产党人把传统意义上的“平等”意识扩大到各个领域，从男女平等到民族平等、从经济生活的平等到社会地位的平等，对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古老的命题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二是在农村经济发展上，农业生产总产量有了比较大的增长，粮食总产量由1952年的16390万吨增加到1979年的33210万吨，年递增2.5%，农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858亿元，增加到1979年的1872.2亿元，年递增2.91%。[2]解放后，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农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原材料、市场和资金。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落后的传统的农业大国。新中国工业化起步的资金来源，主要取自于农业，5000亿元以上的剪刀差数值，恰相当于1953年－1980年间全民所有制各行业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总额5129亿元。1980年，世界银行中国经济考察团，在进行了新中国成立30年后第一次实地考察后感慨：在自然资源高度紧缺和剩余大量输出的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所取得的进步的确是值得人们钦佩的。[3]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为国家现代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为中国现代化正式“起飞”准备了物质和制度条件。此外，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为农村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三是在理论上，提出或形成了一些农村发展的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理论和观点，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封建土地制度是束缚中国农村发展的严重障碍的思想，革命是中国农村新生的根本出路的思想，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思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思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思想，不能剥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和实行等价交换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至今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四是在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上，首先，结束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农村社会的凝聚力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旧貌换新颜，农村社区及其农民家庭成为工业化机器上的“螺丝钉”，他们团结在致力于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二十多年间，竭尽全力，努力奉献，筑成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农业基础。新中国农村的这种凝聚力，是社会进步的首要表现。其次，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造就了新的农村风貌。广大农民从旧中国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桎梏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了新中国农村发展的力量源泉。植根于农民头脑的封建、保守、愚昧、落后、迷信的社会意识让位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的革命意识。随着封建剥削制度、封建等级观念和家长制在农村的被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以及家庭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势和财富不再是人们交往的标准，人品、能力、政治觉悟、道德水平成为人们择交的主要参数。农村社会许多原来滋生其上的封建习俗被摧毁，烟、赌、盗、匪等社会丑陋现象基本绝迹，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了比较大的提高，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成为了农民的主导思想。 同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留下了很多的难题或包袱，主要有：一是形成了城乡社会二元结构。政府颁布了《户口管理登记条例》，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型，与此相适应，还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福利制度，如就业制度、食品供应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这就把居民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民这两大待遇完全不同的基本群体。合作化后，随着功能齐全而又拥有无上权力的“大一统”高级社、人民公社的成立，这种以分散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被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新型农村社会结构所取代，不仅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被纳入了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范围，而且农民的个人活动时间也被纳入其管理范围之内。这种体制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亿万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职业分化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二是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农村采取不断变革所有制关系的发展战略。从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向合作社集体所有制转变方向是对的，也是应该的。但当时的失误在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操之过急，搞快了，搞纯了。这主要是从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转变，尤其是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这种一大二公三纯“的体制，政社不分、党政不分。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国家是农民真正当家做当，但在实践上，农民群众难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只有少数领导人说了算，严重束缚了农民生产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三是农民经济上的贫困，”吃、穿、用“的战略目标未能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远未完成，农民生活还很困难。总而言之，对农业、农民、农村及环境资源欠债许多。当然，对这些欠债问题，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难以避免的代价。而我们用这些代价换来了国家整体的强盛，成为今后发展阶段对农业、农民、农村及其环境的补偿实力。 二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了20世纪中国农村的又一次历史性巨变。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走进了新时代。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反两方面经验，在重新认识国情的基础上，拓展了农村发展的空间，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了农村发展的新思路。一是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中国农村发展的新路子。二是让农民富起来，允许一部分人和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不动摇，始终把农业放在农村发展战略的首位，要全面发展，既要增产粮食，又要增加农民收入。四是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五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行科技兴农，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六是农业现代化要实现“两个飞跃”，就是废除人民公社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七是发展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新路子。八是重构农村基层组织，整合农村社会。九是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推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