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专制主义统治，实现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项庄严而艰巨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不辱使命，自成立伊始即将其确定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奋斗。然而在抗战之前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由于内战的特殊环境，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设一般来说还停留在初始阶段，只是到了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共内战的停止和抗日根据地的普遍建立，民主建政才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在根据地得到较为全面的展开。抗战时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之一。 一 1937年抗战全面的爆发造成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携手走进抗战阵营。新的政治形势给国内的政治党派尤其是国共两党提出了新的课题。如果说此前两党要解决的主要是中国要不要抗战的问题的话，那么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进行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观点非常明确，这就是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使已经发动起来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就国民党而言，此时它的政策已由剿共转向与共产党合作，由不抗战转向下决心抗战，但它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抗战，把抗战看成仅仅只是政府的事。共产党将其称为“片面抗战”。 这种分歧表面看来似乎仅仅在于如何抗战，可它实际上则是一个要不要在抗战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即要不要实行民主的问题。国民党声称不进行政治改革不实行民主也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共产党则说：不！共产党认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胜利”。（注：毛泽东：《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85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高高举起抗日大旗的同时，也高高举起民主的大旗。 早在抗日准备阶段，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要把争取民主作为目前发展阶段中完成统一战线之建立以及保证将来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强调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两方面的政治改革：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一是开放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针对国难当头的严峻形势，中共特别强调了政治上的民主改革对于实现抗战及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55-257页。）抗战爆发后，中共更是将争取民主的实现确定为战时的一项重大目标性政策，并郑重地列入中共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当中。洛川会议指出：“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与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为此中国共产党督促中国国民党：应该切实而迅速地“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3页。） 把国民党说成在政治上无任何改进是有欠公允的。如实说来，在抗战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也曾表现出某些进步，如发布抗战建国纲领，设立国民参政会，承认中共及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然而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3页。）一句话，它不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不愿意将权力还给人民。所以尽管全国人寄予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民主改革终未实现，也没有可能实现。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对国民党本质的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其实一开始就没有将实现民主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而是一方面督促国民党顺应人民的民主要求进行政治改革，一方面着力在边区和根据地进行民主建政的实践。共产党自抗战伊始即强调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特别重要性并决定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就有着这一深层次的考虑。正因为如此，所以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进一步倒退，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独立开展民主建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了。尽管这时共产党仍然没有放弃对于国民党的督促甚至斗争，但它显然已决心要在自己领导的根据地将民主建政付诸实施。1939年10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党在敌后方的工作，是在进行游击战争、战胜敌人“扫荡”的同时，“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注：《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6页。）三个星期之后，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又用同样的语言表达了实行改革的决心。（注：《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191页。） 这里，中国共产党对实现民主之必要性的强调显然已不是仅仅停留在其作为取得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而是将其与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目标联系起来了。如果说前者侧重于“抗战期间”的话，后者重点关注的则是“抗战以后”。着眼于“抗战以后”，这是党决心在战时推进民主进程的又一个更为重要的出发点。这是不难理解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抗日战争本来就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一场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一个部分。作为具有这样双重性质的抗日战争，其最后的结果，不仅应该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且应该同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建立。对此中国共产党是从不予以隐瞒的。也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就曾告诉外国记者：抗日战争“也是一个革命的运动，因为抗日斗争伴随着争取民主、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建设的斗争。在中国，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注：〔瑞典〕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中译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注：《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为了说明争取民主与实行抗战同样重要，毛泽东还具体分析道：在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缺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而另一方面，中国又多了两件东西，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斗争，争取独立和民主。“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抗日是为了争取独立，这件事正在做；相对而言，“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民主和抗日“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所以不仅要把抗日这件事做好，也要把民主这件事做好。（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1页。）在当前，尤其要在根据地把民主做好。因为这“为全国观感之所系”，这“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