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8;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2)01-0064-13 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暗礁”。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抱何种态度，是否真正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直接影响中美关系，也关系着中国统一的前途。 如果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策取向，概括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两翼，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更多地取决于世界冷战格局和意识形态矛盾，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迅速好转乃至后来的建交则反映出中美两国暂时摈弃意识形态分歧、注重战略利益的现实选择。用这个框架分析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则可以得到这样的看法：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左右摇摆，寻找着平衡点，呈现出迷失中寻找出路和政策定位的过渡性特点。 而在中美关系动荡中发生的1993年4月的“汪辜会谈”，及其后海峡两岸基于对“九二共识”的不同解释所造成的后续谈判难以为继并使统一进程严重受阻、中美关系交织难解、对峙日益升级的现实，可以在两岸关系的内在变化并参照同一时期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表征中，折射现时海峡两岸与美国互动关系的内在逻辑和美国“超然”态度背后的真实用心。 1989-1993年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和台湾问题的重新凸显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和苏联解体，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的发生和解决，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在美国，对中国政府处理“六四风波”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在占美国人口多数的对华制裁要求中（注：据苏格在《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一书中指出：“6月6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以406票对0票和100票对0票通过了谴责中国政府的决议。”“美国三大新闻网的晚间新闻在1989年的头六个月共播发了600份关于中国的稿件。相比之下，在整个1988年的报道还不到50起，美国媒体的所谓美国的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公众对华持积极态度的人数已经大大降低：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已经从1989年2月的72%下降到7月的31%。只有16%的人认为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盟友，而认为中国是敌人的人数则从19%上升到37%，仅比苏联低9个百分点。另有舆论调查显示62%的美国公众赞成对华全面经济制裁，52%的人赞成美国召回美国驻华大使。”见《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92、593-594页。），不难看出两国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峙在逐渐上升。同时，以乔治·布什为代表的美国国内的现实主义者，在几乎“一边倒”的制裁呼声中采取了较为理智和谨慎的态度。（注：据美联社华盛顿1989年6月8日电，1989年6月8日，布什会见记者时称：“美国对中国发生的暴力显然感到痛惜，我们敦促中国重视人权，恢复秩序。中国将会团结一致达成共识，尊重人民对民主的追求，我仍然充满希望。”布什表示，此后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措施，“要视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中国的局势“得不到改善”，美国将“在适当时候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他同时还表示，“美中关系对美国很重要，希望能维持这个关系”。他表示要“找出一个恰当的、稳健的平衡点”，而“不是听从极端主义者所说的‘召回大使，切断同中国的联系’”。）但布什有关美国“应该用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用一个声音讲话”、“既要对践踏人权的行径表示愤怒，又要考虑其他的利害关系，即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的利害关系”的提议，被众议院以418票对0票通过的制裁中国的修正案淹没。 现实地说，在中美关系中，中国由于国力较弱，外交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但即使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而且很难想像外交上一贯高举独立自主旗帜的大国，会对来自外界的压力低头。因此，邓小平提出的著名的应对制裁的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这三句话给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关键时刻的镇定，更是苦撑待变的政治勇气。 不久，美国政府两度派出密使来到中国（注：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1989年7月和12月的两度访华。），并开通了美国国务卿贝克和中国外长钱其琛会谈的渠道。与此同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前总统尼克松也来到中国，带来了美国政府投石问路的信息。利用这些机会，中国领导人向美国政府表达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明确表示了“期待美国政府采取主动”、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注：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说：十几年来，中国没有做一件伤害美国的事情，可是美国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中陷得太深了。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是不公平的。但中国政府仍希望尽快解决过去几个月来中美关系中的纠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在此问题上，“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人是中国”。邓小平还表示，中国不会“乞求取消制裁”，不能“失去国格”，中国人口众多，底子又薄，要保证发展，“稳定压倒一切”。关于中美关系，邓小平认为两国存在着发展关系的重要基础，这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持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 两国领导人的有限沟通并没有遏制住反华浪潮的高涨。1990年2月16日，布什正式签署了“国务院授权法案”及其所附的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这样，美国国会就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对华制裁措施。 直到海湾战争爆发，美国为谋求中国在联合国的合作，对缓解中美关系采取了有限的积极措施。1990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钱其琛应贝克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自1989年6月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正式访美。布什也会见了钱其琛，认为美中关系有“许多积极和重要的方面”，并同意扩大双方在双边问题和全球问题上的官方对话。海湾战争结束后，中美双边关系又开始下滑，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继续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障碍。此外，在战略安全问题、中国西藏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上，两国间依旧矛盾重重。 中美关系走向改善的重要一步，是1991年11月15-17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对中国的访问。这是1989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应邀访华，它冲破了美国1989年做出的“不与中国进行高层次互访”的禁令，标志着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恢复访华的开始。可是，1992年9月，布什为在新一届大选中争取选票，又做出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的决定，违背了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原则，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