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2)01-0024-14 向国外派遣大量专家和顾问，是战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种特别现象。人们注意到，无论派出国的动机和初衷怎样，其结果都是事与愿违。以苏联为例，1948年斯大林对苏南冲突的第一反应就是撤退在南斯拉夫的所有专家，1956年波苏关系危机时哥穆尔卡首先采取的措施也是要求苏联撤出在波兰的顾问，而1960年中苏分裂展示给世人的信号又是赫鲁晓夫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专家。同样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南阿、中越、苏匈、苏阿关系当中。仅此一点就值得引起历史学家去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派遣专家问题的方方面面。 本文专门讨论1949-1960年在华苏联专家的问题。苏联派往中国的专家人数最多（注：1947-1956年苏联向各人民民主国家派出的专家总计14000多人（195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而据俄国档案记载，1950-1956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就有5092名[Sergei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Odd Am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55]。1957年苏联撤回了在东欧各国的大部分专家和顾问，但在华专家则保留了几年而且还有新增者。），时间最长（注：尽管1960年7月赫鲁晓夫撤退了在华专家，但1961年又向中国派出9名苏联专家，1962年派遣了10名。Л．В．филатов，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1949-1966)，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No.65，л．49。），对于在中国建立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也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所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派遣专家现象、探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点、分析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美国分化中苏关系的战略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有助于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诸多历史因素。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学界，特别是中俄两国学者，对这一课题尚未展开深入研究。尽管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几乎都要谈到苏联专家问题，但专门的论著却极为少见。（注：笔者只见到一篇专门讨论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论文[Deborah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Odd Arn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作者是中苏经济关系史专家，曾出版过一部有关中国如何学习苏联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的专著(Dream of A Red Factory,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该文的价值在于利用了大量俄国解密档案和对专家本人的采访，而缺憾是没有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当然，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笔者在考察中体会到，其原因主要是有关史料在以往研究著作中少而零乱，原始材料又分散在各地，特别是要了解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具体和实际的状况，则必须深入到社会基层。所以，为了收集有关这一专题的资料，笔者除阅读此期全部《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和大量专业论著外，还到北京、内蒙古、吉林、辽宁、新疆等数省、自治区地方档案馆查阅有关文献，走访一些曾聘请苏联专家的企业、机构和当事人，并翻阅了涉及中苏关系的大量俄国最新解密档案。 作为对这一课题的初步探讨，本文主要目的是对所收集的大量史料进行梳理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描述苏联专家来华的基本状况及中苏双方政策的变化，以为进一步研究做准备。 为了满足中国的政权和经济需要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1]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2]至于到1960年7月撤退专家前，究竟有多少苏联专家来中国工作，学术界没有考证。一般的说法是专家总数在万余人，但有学者指出这一估计没有根据。[3]笔者以为，由于当时对专家这一概念没有确定的范围（注：这里需要对专家的称谓做一说明。波匈事件以前，中国对请来的苏联援助人员有各种称呼，一般来讲，在国家机关和行政管理部门及军事机构的称为顾问（总顾问），在工矿企业和基层单位的称为专家，在学校和教学单位的称为教授或教师。此外还有一些辅助工作人员，如技工和军士。1957年12月5日国务院通知，鉴于苏共中央提出“取消向我国派遣顾问的建议”，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的苏联专家仍称顾问外，其余统称为苏联专家（辽宁省档案馆，全宗ZE1，目录2，卷宗239，第45页）。195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通知：“今后凡在我国各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律取消顾问名称，统称专家”，总顾问改称专家负责人（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第94卷，第46-47页）。本文所说专家，除特别说明外，是对来华援助人员的统称，但所引史料中使用的称谓各异，需要仔细判别。），以及在华专家往来期限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延聘、新聘者之交叉），加之统计材料不全面，的确难以把握精确的数字。不过，大体情况还是可以了解的。据中国的档案文献，至1958年底，全国经济、文教各部门聘请了11527名苏联和其他国家专家来华工作，其中苏联专家占89%，[4]即约10260人。而1959-1960年苏联又分别派遣699名和410名工业技术专家来华。[5]相对来说，苏联教师来华人数有限，1948-1960年总计615名。[6]故1958年以后来华教师数字可以略去不计。这样，来华工作的非军事专家（除临时开会和访问的学者、专家）应在11369人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军事顾问（1957年后也称专家）。据目前看到的中国书面材料，海军聘请的苏联专家和顾问累计3390余人，[7]再加上空军、炮兵、通讯兵、导弹部队等其他技术兵种，有人估计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总数肯定在万人以上。（注：2001年6-10月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王亚志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如此计算，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2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