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6-0013-09 一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以要发动新三反运动，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在先此的“三反”运动中，反贪污、反浪费所收成效较为明显，独反官僚主义成效未克见著，以致此问题未得满意之解决；二是虽经“三反”运动冲击，现行党政基层组织则仍存在着较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 在1951年11月发起的“三反”运动之初，中共中央还比较注意反对官僚主义问题（注：1952年5月30日《人民日报》第1版曾专门发表社论《必须肃清官僚主义》。）。但运动开始后，人们主要关注于揭发和惩治严重的贪污问题，对各级党政机关，尤其是基层组织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并未特别注意。结果，虽然“三反”运动在整治贪污浪费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方面却收效甚微。既然原定的“三反”目标并未全部实现，继续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则势在必行。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直言批评说，我们只是解决了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1] 经过“三反”运动之后，中共中央乃开始觉察到，县级以下基层组织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而不是贪污浪费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办法来解决。对此，一直负责“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工作的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认为，区级机关的特点是分散、人少、领导弱，以区为单位开展“三反”运动是不适当的；一部分区级机关也曾进行过“三反”运动，结果发生了很大偏差，影响了农村的生产；某些乡村曾经自发地开展了“三反”运动，曾经引起农村很大的混乱，几乎使正常工作陷于停顿状态。所以，“农村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整党的过程中着重解决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问题，同时也附带解决贪污浪费的问题。”[2]这是中共中央发起新三反运动的主要动机。 在中共中央看来，基层组织中的命令主义是非常严重的。它主要表现在：基层组织几乎把每件工作都当成任务来摊派，用各式各样的粗暴办法去强迫完成。不仅在征收公粮、动员民工等项工作中采用强迫命令办法，而且在农业生产、爱国卫生运动等直接给群众利益的工作中也采用这种错误办法。例如山东，在打井抗旱运动中，泰安、胶州、文登等地区，有的区、乡干部到群众地中任意划圈，强迫群众照圈打井；有的指派民兵站岗，将全村居民集中强迫打井，甚至有的突然封锁集镇，扣留赶集群众打井。如此恶劣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必须加以惩治。可见，新三反运动，是“三反”运动中反官僚主义的继续，是针对基层组织中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而发起的。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下决心发起新三反运动的直接导因，则是195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给中央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详细列举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许多严重表现，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一、应结合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整党工作，对它们坚决地开展斗争；二、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思想教育与纪律惩戒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混进我各种组织的坏分子及完全蜕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分子，则应坚决地清洗出去。[3] 翌年1月5日，毛泽东对向明的报告作了批示，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要求各地从1953年起，仿照山东的办法，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1](P,10)该指示传达后，各地陆续展开新三反运动。1953年2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了1953年的三件重要任务：加强抗美援朝斗争、学习苏联和开展新三反运动。他指出：“现在在不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和滋长，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4]新三反运动直接将矛头对准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当天下午，安子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报告，确定新三反运动的重点不仅仅是县级以下基层组织，而且是中央国家部委及各省市机关。他再次强调：“根据上述的事实，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继续坚持下去，并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强迫命令、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结合起来。”[2]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的社论。由此，全国性的新三反运动在各地迅速开展。 二 新三反运动具体步骤和实际措施，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揭露压制群众批评现象 新三反运动是从检查处理人民来信问题入手的。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人民来信批评党政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偏向，是人民高度政治责任心及对党和政府信任的表示，是克服和揭发官僚主义的有效办法。但在“三反”运动之后，许多党政部门对这一工作抱消极被动态度，导致人民来信减少。实际上，这是党群关系出现问题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同时，毛泽东认为，要解决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必须采取自上而下的检查工作与自下而上的群众批评和揭发相结合的方法，尤其是要坚决走群众路线，真正开展自下而上的揭露和批评。而要真正做到自下而上的群众揭发，就必须大胆鼓励群众起来揭发和批评；而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必须重视人民来信，打击压制群众揭发和批评的倾向。为此，《人民日报》1953年1月19日发表社论，对目前各机关存在的忽视人民来信问题进行批评和揭露。指出，“我们希望全体人民群众充分地运用这种最方便、最自由、最经济而又最直接的写信方式，大胆地及时地揭发各地官僚主义的现象。”[5]这篇社论，表达了中共中央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以人民来信这种最方便、最自由、最经济而直接的方式，发动群众揭发、批评和监督党和政府中的官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