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民族大义、反对内战，果断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在蒋介石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意谈判条件后，张学良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送蒋回宁。本文试就12月12日—12月25日这十几天张学良在国内外舆论、国民政府主战派逼迫、主和派求和等较为复杂局势下的应变决策，作一点分析。 一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于12月12日晨8时许（注：杨中州编著：《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成功地扣住蒋介石，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注：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等八项主张，并着手军政变革和军事部署。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在召集“西北剿总”全体职员时明确表示“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便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接着，张学良进一步讲清“兵谏”的目的，他说：“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注：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4日。） 事变当日，张学良先后分电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国民政府方面孔祥熙、宋美龄、冯玉祥、李烈钧、程潜、唐生智；地方实力派方面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宋哲元、阎锡山。告知事变概要；表示抗日决心、绝无伤害蒋介石之意；希望李、白、刘、宋、阎等支持八项主张，协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西安事变得到国内一些左翼民众团体、知识分子、工人的赞许，如在西安的18个爱国救亡团体、旅平东北救国团体、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回族救亡联合会总会、青岛10万纱厂工人等，他们通电、致函，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 但由于西安事变后谣言四起，这有许多团体、民众弄不清西安事变的真相，他们同情、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办法，却不赞成张、杨所采取的扣蒋行动，他们呼吁和希望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安张学良、杨虎城通过协商，早日释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等7人致电张学良，指责张“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注：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2月15日。） 中国毕竟是一个几千年封建王权的国家，因此在右翼团体、报刊和文人的鼓噪下，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为劫持统帅，大逆不道。胡适在12月20日的《大公报》上撰文《张学良的叛国》，攻击张、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他支持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鼓励主战派“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傅斯年在12月21日的《中央日报》的撰文《讨贼中之大路》，主张“必须把张贼制到死地，然后他才认识他自己”；认为讨伐以外的消息，“无论来自西安和太原，大可不必过分期待着。尤其不可因为盼望这些消息，缓慢了我们讨贼的任何工作。军事的行动不准有一分钟的迟延，讨贼的呼号不可有一分钟的停歇。”《中央日报》社在12月25日发表社评认为：“今后的希望，只有一个军事，今后的消息，只须注意中央军的克服城邑，别种消息的流传，都是无益有害。” 张学良平静地面对国内各种舆论，并于12月17日致蒋梦麟等的电报中力陈：“良敢确保介公之安全。文日不得已之举，推望介公一转念间使国家民族不由此而斩，果得介公俯顺舆情，立时积极抗日，则束身归罪，绝所甘心。”（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按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张学良以为事变会得到多数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和响应。然而事变发生后，真正态度比较明朗、支持张学良的，只有广东李济深，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李济深于国民政府明令讨伐的头一天（12月15日）致电国民政府，希望“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不要“豆萁相煎”。（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李宗仁、白崇禧12月16日通电全国，明确提出五点主张：“（一）西安事变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全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页。）刘湘在12月19日致张学良转电何应钦、孔祥熙、顾祝同的电文中，肯定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内战必致亡国，无待赘言，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