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完全是在预谋之下发生的，这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不必多说。而事变发生的另一个背景，即中国的内乱局面同样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国民政府自1928年因张学良东北易帜而达成名义上的统一以来，直到事变发生之前，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张桂战争、蒋唐石战争和蒋阎冯桂中原大战，使中国一直处在极度混乱的分裂状态，尽管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中央地位逐渐稳固，但其实际可以控制的地域也仅止于长江流域东南诸省，而两广、西南、西北及华北，仍为地方势力所把持，中央号令能否执行，全凭地方利益主使。此外，趁着国民党各派势力角逐混战之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壮大，已经到了足以对国民政府形成威胁的程度。中国的分裂状态为日本发动事变提供了机会。在事变发生之前，关东军即已开始筹划和实施分裂中国的阴谋，不仅在中原大战期间暗中支持阎锡山反蒋，还在中原大战之后企图策动石友三“消灭张学良的势力，以便同华北同时一举解决满洲问题”。（注：《土肥原秘录》中译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9页。）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制订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案》中明确提出：“蒋介石之统一必然成功，其国力亦将逐渐集中。然而，目前其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力反应。”（注：《板垣、石原两参谋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可见，利用和加深中国的分裂，是事变之前日本侵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中国的分裂状况，也正是促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客观因素。 如果说分裂是事变之前中国政局的一个主要特性，并且这一特性被日本充分利用，那么事变之后，直到卢沟桥事变之前，中国政局又表现出了怎样的特性和这种特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简而言之，这就是分裂的现状与统一的趋向并存，分裂导致了对日本的妥协，统一则为抵抗创造了条件。中国政局的这种双向特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 中国的分裂现状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的起点，与第一次侵华战争所不同的是，在新大陆政策的支配下，日本图谋的已经不是通过战争获取局部的利益，而是通过局部侵略向着全面侵略发展，图谋吞并中国乃至东亚。尽管直至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内部仍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观点纷争，但分歧的内容也不过是“南进”、“北进”的侧重与时机的选择问题，而按照新大陆政策的内容，吞并中国的既定目标却不会因为这种争论而有丝毫的改变。因此，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预示着中国继朝鲜之后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理应成为中国政局变化的重心。但是事实证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政局的发展却严重地偏离了这个重心。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内争与分裂依然左右了中国的政局。尽管各派政治势力在事变发生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抗日的口号，但实际上，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却没有一派真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筹划抗日方面。 （一）从国民党方面来看。 “攘外必先安内”是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的一个政策重心。实际上，早在1929年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开始时，“安内”相对于“攘外”就已经成为蒋介石平息内争的一个口号。惟当时“攘外”的对象主要不是日本而是苏联而已。例如蒋冯战争时期，蒋于1929年10月28日通电全国提出：“冯逆玉祥所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当暴俄入寇之时，竟敢悍然作乱于西北，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而能外御其侮者。”（注：蒋介石俭电，《中央日报》1929年10月29日。）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之后，攘外对象移向日本，但安内仍然是蒋的首要政策。惟中共成为“安内”首要对象。1931年7月他提出：“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注：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并未因中日矛盾的尖锐而改变“安内”初衷，相反，“攘外”的迫切心情又促使他急谋“安内”。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他确把“安内”作为“攘外”的先决条件（注：参见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第二，“安内”仍为他排斥异己和巩固他的中央集权地位所急需。关于第一个问题，已有人作过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必重复，仅分析第二个问题。 虽然经历了中原大战等各种派系纷争之后，至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集权地位就已经基本确立，但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这个所谓的中央集权地位不仅缺乏基本的中央向心力，而且仍然是极不稳固的，国民党内部的倒蒋风波屡有发生。与事变前所不同的情况只是，这时的内争掺杂了新的名目，即抗日成为反蒋的一面旗号。 以宁粤对立为例，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广东国民政府提出的反蒋口号，在事变前是“剿共必倒蒋，倒蒋必剿共”（注：《非常会议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1931年6月20日），《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在事变后改为“以推翻独裁与抵御帝国主义之侵略，为对内对外之根本方针”。（注：《广州非常会议麻日对时局通电》（1931年10月6日），《国闻周报》第8卷42期。）反蒋目的迥异，可见是以反蒋为主而以其他为副。后在“一致对外”口号下，粤方以蒋介石“息兵下野”为条件，撤销了广东国民政府。蒋亦被迫释放粤方首脑胡汉民和李济深，并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但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合作，1931年3月蒋上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新掌握政府中枢，由此孕育了宁粤及其他派系新的权利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