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4-0031-07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完成后的社会主要矛盾，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实际情况的。但是，对于这一论述，在党的领导人和一般人的思想上，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没有形成共识。特别是对其中的“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更有不同意见。后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为我国在以后的近20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严重挫折埋下了伏笔。 一、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任务的加速完成，党中央领导对提前到来的社会制度转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中共八大之前未能对新制度建立后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认真的研究 建国以后我国经历了两个急速转弯。一是战略思想上从原先设想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然后再搞社会主义社会，到很快实现这个转变；二是实践目标上从原先预定经过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约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到仅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两个急速转弯有着内在的关联。实践目标上的超前是战略思想上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设想的必然结果。与这样大幅度战略调整相应的事实是全党在心理上、理论上的脱节，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1] 首先，急剧的变动使人们还来不及做出思想上的反应。虽然社会主义改造中党有意识地进行过引导，并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过渡形式，但飞速的跃进毕竟打破了人们的思维惯例。以农民来说，前脚刚分得了视为命根子的土地，后脚就要把土地交上去搞合作化。以私营工商业者来说，刚刚适应了中国共产党“公私兼顾”、“共同发展”的方针，不久便进入了消灭私有制的阶段。如此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比较作支撑，很难有理性意义。从历史实践来看，由于社会潮流的推动，人们虽然前呼后拥地迎接社会主义，但思想上还只是凭着感觉走。对于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一定要搞合作化和公有制、社会各个阶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占处何种地位、起何种作用等等问题，都没有认真地思索过。 其次，从党中央领导层来看，虽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以后，对要转向社会主义已有精神准备，但对这么快就进入社会主义则是出乎大部分人意料之外的。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后期批判党内“小脚女人”的现象，恐怕不是少数。而且，党中央领导人的思想注意力和工作精力也来不及转换。短短的几年里进行着被称为“急风骤雨”式的生产关系变革，很多问题尚在探索试验过程中，根本顾不上去思考下一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党中央文件中还是领导人的著作里，没有资料能够证明，对诸如社会主义社会在国内矛盾方面的变化，经济建设方面的结构布局，资源配置方面的方法措施等问题，党中央领导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探讨。 第三，事关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弄清楚。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即是关于“过渡时期”的问题。1952年底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过渡时期”的内容含义和时限界定是明确的。其内容含义是两层，一是实现工业化，二是实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其时限界定虽然用的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含糊表述，但党中央领导人的心里是有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底数的。然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完成以后，党中央并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结束。相反，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仍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证明中共原来认为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过渡时期是必要的。这实际上是至少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部分归入了过渡时期。这就带来一些思想上的混乱，中共八大期间有的代表在讨论中提出过八大路线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如何衔接的问题，但并没有明确的结论。后来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时期归入了过渡时期。事实证明，这一改变导致后来党内片面地引用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以致使“左”倾错误滋长不衰。 以上几方面说明，从心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来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是仓促的。以后接连发生的错误显然与这种仓促上阵有密切联系。中共中央文件和党史学界在总结五六十年代我国遭遇的曲折时，强调了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样一条原因，这是不错的。但它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等有了经验才进入实践。再进一步说，即使有了经验也不能保证不经历曲折。 事实上，我国在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时候，应该说还比较谨慎。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苏联出现的问题。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在革命和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开始集中地暴露出来，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到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多次提出要“以苏为鉴”，提醒全党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而且，在行动上，党中央也做出了种种努力。从1955年底开始，中共主要领导人开始进行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多种重大关系”，“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等。这种努力正是试图寻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导思想是明确的，态度是谨慎的。可遗憾的是，这种明确的指导思想与谨慎的态度，却没有避免犯错误、栽跟头的结局，这里的问题就出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缺乏科学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