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3-0083-06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主义，缺少科学主义一极。自洋务运动以来，西学东渐，近现代科学传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民主的旗帜，建立了科学主义的权威。历史之谜是，五四以后，为什么在科学主义的霸权下，科学精神反而失落。特别是建国以来，“左”的思潮泛滥，现代迷信盛行，实事求是精神泯灭，导致像“大跃进”、“文革”那样的惨剧。为了求解这个历史之迹，必须考察中国科学主义的历程。 一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开始重视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再以“奇技淫巧”视之；但至五四运动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把科学当作与“道”相对的“器”，与“体”相对的“用”，这表明科学还没有获得与伦理或信仰平等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冲击传统文化，终于建立了科学的权威。胡适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至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P152)科学权威的建立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却逾越了自己的界限。科学作为工具理性，自有其应用范围，那就是提供认识现象世界的方法和知识。正像康德已经揭示的，科学不能僭越伦理和信仰的领域。但是五四时期形成的科学主义却僭越了意识形态和形上（哲学、信仰）领域，导致了科学主义的霸权。 在中国文化转型期，传统价值和信仰瓦解，需要建立新的价值和信仰。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体系，它没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立，也没有形上与形下之别。当这种混沌的文化瓦解时，出现了结构性的失衡、紊乱。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即救亡的紧迫要求，启蒙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撷取了科学和民主，作为新文化的主体。科学和民主都属于形下的领域，具有现实性。他们以科学反对迷信，以民主反对专制，目标是救亡图存。但是，对于西方文化的形上之维，新文化却有意无意地予以排斥。宗教被当作迷信，成为科学的对立物。五四后期中国发生了针对基督教的批判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纷纷上阵，他们使用的武器就是科学。对于哲学，启蒙知识分子很少重视，或有引进，也注重其实用方面，而非超验方面，如胡适服膺杜威实验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都着眼于其实用功能。由于形上之维的缺失，就产生了科学主义泛化的倾向。一方面，科学被当作一种价值观，僭越了意识形态领域。另一方面，科学成为一种信仰，僭越了形上领域。早在五四之前，谭嗣同、康有为就把“以太”当作本体，把仁、爱、不忍人之心等作为其“用”（现象）。薛福成把科学翻译为理学概念“格致”。理学中的“格物致和”并不是科学的认识活动，而是一种道德感知和通达道德理性的方法。以“格致”来表述科学，不知不觉中就使科学超越了界限，复归于理学。严复首倡科学，但他眼中的科学不仅仅是知识体系和求知的方法，而具有了“普遍存在秩序”的意义，从而把科学引向道德、政治和信仰领域。他在介绍《天演论》时，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广到社会领域，自然科学思想在中国演变为一种世界观，“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成为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理论依据。科学在被引进中国之初，身份就含混不明，而在五四时期更无限扩张，成为“公理”和变革社会的依据。陈独秀主张“以科学代宗教”，胡适也自称“信仰科学的人”，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具有了价值观的品格和形上的地位，这是不同寻常的。科学填补了文化转型中的形上领域的空白，为中国人建立了新的信仰，这种状况说明了中国文化实用理性传统力量之强大。 科学成为价值观和信仰，最典型地体现于“科玄论战”中。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他批评五四以后流行的科学主义即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倾向。他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因此中国文化的重建取决于“人生观”——主要指人文科学以及伦理、宗教、玄学（哲学）。他的观点遭到科学主义一派的批判。丁文江提出科学支配人生观，科学方法是万能的。胡适指出：“因果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1](P152)，并且提出“科学的人生观”或“自然的人生观”。在科学派那里，科学已经具有了人生观的性质。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也参加了这场论战，他支持“科学的人生观”，但他说的科学是指唯物史观，认为精神现象（“心的现象”）由经济基础决定，因此胡适等人的“心物二元论”必须被物质一元论取代。他指出：“我则以为，固然在主观上须建设科学的人生观之信仰，而更须在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毕竟证明科学之权威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2](242)科玄论战的结果是“科学神”战胜了“玄学鬼”，科学主义大获全胜，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霸权。本来，玄学派的论点不能一概抹杀，他们主张回归传统人生观固然有倒退之嫌，但对科学的作用作出限定，指出它不能僭越价值观和哲学，又是合理的。玄学派与科学派的论争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科学派维护现代性的斗争，另一方面是玄学派对科学主义霸权的抵制，结果是现代性胜利了，同时又是科学主义霸权的胜利，而后一种胜利并非幸事。科学派把科学泛化到意识形态和哲学领域，表面上抬高了科学的地位，实际上却导致科学精神的失落。 五四科学主义具有一般科学主义的通病，即排斥人文精神，否定主体性，从而导致机械论的统治。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唐钺认为：“人与机械的异点，并没有普通所设想的那么大。人类的行为（意志作用也是行为）是由于品性的结构，与机械的作用由于机械的结构同理。”[3](P8)抹杀人与机械的本质区别，使科学主义导向反人文精神。而当时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按照科学主义的机械论来理解唯物史观。瞿秋白认为：“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而是有所联系的；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说法。”[4](P116)他把这种历史的必然归结为经济的决定作用：“社会发展之最后动力在于‘社会的实质’——经济；由此而有时代的群众人生观，以至于个性的社会理想；因此经济顺其客观公例而流变，于是群众的人生观渐渐有变革的要求，所以涌出适当的个性。此种‘伟人’必定是某一时代或某一阶级的历史工具。”[4](P127-128)抹杀偶然性和个性，把一切都归于历史规律和经济的决定作用，这起码是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这种理论的实践，可能导致对人，特别是对个人的忽视和压制。建国以后“左”的思潮就是凭借这种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而取消人的主体地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