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1)03-0107-06 自卢沟桥事件起（“卢沟桥事变”之初，被称为“卢沟桥事件”。为说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真相，本文将“卢沟桥事变”仍称作“卢沟桥事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那么，卢沟桥事件，是日本政府为发动这场全面侵华战争直接“计划”的呢，还是“偶然”发生的呢？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史学界争论了几十年，至今仍未统一定论。在这两种观点互相碰撞，似乎很难理清的情况下，又出现另一种说法：卢沟桥事件是“计划”的，还是“偶然”的，争论它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日本决心发动侵华战争，不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必在其他什么地方滋事。我认为，就卢沟桥事件的性质和背景而言，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事实在历史上永远也抹不掉。但是，作为这么一场规模巨大的侵略战争的导火索，是“计划”的，还是“偶然”的，应该搞清楚。这不但有利于对历史、对人类作出准确交待，更利于深入地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下面提出我的看法，与史学界同仁商榷。 一、卢沟桥事件并非日本政府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接策划的 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几乎都认为卢沟桥事件是日本政府直接策划的。本人认为该问题并非如此，理由如下。 （一）卢沟桥事件前日本对华持“缓和”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预谋侵略中国由来已久，终于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后，欲再霸占内蒙，分割华北。由于遭到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和国际势力的干涉，加上日本为了对付它所谓的苏联的战争威胁，暂时收敛武力侵华的步伐，改用以经济侵略为主的方式侵占华北，以建立应付国际大战的军事资源供应基地。 为此目的，日本政府企图“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37年，日本政府在第三次处理华北问题纲要中提出：“在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时，应考虑该政权的面子；同时强调要特别致力于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以中国民众为对象，在实际上体现共存共荣，以利于日华两国邦交调整。”[1](P9) 日本为“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在华北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准备作出“让步”。1937年3月，日本政府派出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的经济代表团到中国，商讨两国邦交调整和经济提携问题。此时，日本政府考虑到与中国“改善”关系，达到“日华合作”的目的，认为一定要作出“让步”，在华“无论如何要撤消冀东政府，使华北明朗化，没有这一点，日华融洽是不可能的。”[1](P13)5月，日本陆军派出军务科长柴山大佐，参谋本部派出第七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带着撤消冀东政府的腹稿（案），一同到中国调查。6月9日，柴山和永津佐在归国后的报告中写到：根据日华关系的情况，与在华大部分高级军官的意见，提出“必须在适当的时机排除关东军的反对，断然予以撤消”冀东政府。[1](P13) 冀东伪政府是日本政府在华北扶植起来的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傀儡政权。应该说，蒋介石政府并不希望它存在。而日本政府视冀东伪政府为搞华北自治的成功之作，对日本侵华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为“改善”日华关系才准备作出一个“让步。”后来因局势的发展——卢沟桥事件，此计划未能实施，日华关系也随即进一步恶化。 （二）卢沟桥事件前，日本军部对华北地区也持所谓缓和政策 1936年，日本政府增兵华北。后来日军在华北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和不断地侵占中国军队的驻地，使华北形势紧张起来。1937年5月至6月间形势恶化，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P14)，在日本传说“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1](P14)。对此，当时作为日本军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颇为忧虑”，提出对卢沟桥附近的形势必须留意。陆军部经研究派军事高级科员冈本清中佐到中国军队驻地进行联络。6月18日，陆军部决定其任务是：“（一）再次传达中央的既定方针，并严厉指示不许搞谋略行动；（二）对于经常因步哨发生的纠纷要合理解决；（三）谋求和中国驻屯军沟通意志的同时，适当地配备参谋人员，发生纠纷便于调解。”[1](P15)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对华北尤其是卢沟桥一带的军事行动是慎重的，并没有在此地制造事件、挑起一场大战的迹象。 （三）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内部的活动 1.卢沟桥事件发生时，日本政府在是否借此机会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问题上，思想认识并未统一。 日本政府虽然在1936年和1937年两度制定了对华用兵计划，但没有制定时间表。除1936年底，根据对苏、对华用兵计划，参谋本部中将西尾寿造次长率领十几位将官在京都、名古屋地区进行一次图上军事演习之外，此后日本当局并未专门召开会议，具体商讨对华战争问题。卢沟桥事件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一片混乱，日本法西斯内部在对华战争问题上，产生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2](249)。 1937年，日本派往中国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上海等地，尚未达到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实力和条件。日本政府讨论如何处理卢沟桥事件时，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认为：如果使用武力即扩大战局，一旦导致日华战争，仅从中国近来的民族意识来看，事态是不易收拾的，而且还将会使我国向无边无际的原野作无限的进军。以我国现有的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的日华战争是有问题的。因此，“此时宜慎重从事，不可陷于武力纷争”[2](P250)。“万一形势发展到需要武力解决纠纷时，必须：（一）同时动员十五个师团；（二）同时动用军需动员准备力量的一半（向世界发动战争力量的二分之一）；（三）作战地域为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向；（四）作战时间约为半年，战争费为五十五亿（日元）”，并强调不具备以上条件，出兵就会对日本不利。而且，石原莞尔等人四处游说：“今日的中国并非昔日的中国，今日的中国是统一的，能够举国一致发挥较强的力量。一旦与中国战端打开，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争，日本就会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必须避免战争。”[2](252)石原莞尔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他并不是不想对中国发动战争，而是他认为当时的日本军事实力尚不能打一场对华的全面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