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始终吸引着海内外学界的浓厚兴趣,本文拟就十几年来此问题的研究做一简要述评。 一、研究进展与成果概观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3、4卷就有对南京政权失败原因的背景阐述,具开山性质。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对南京政权的失败有一定论述。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丁永隆、孙宅巍编著的《南京政府的覆亡》,对该政权失败过程做了详细展示。同年《苏州大学学报》出版了《南京政权崩溃探索》一书,是当时有关该问题的论文汇编。从那时至今,有关南京政权失败原因的研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粗略统计,直接论及南京政权失败原因的文章有三十余篇,可归纳为七种说法(以下详述)。其中有3篇综述:张益民在《社科信息》1987年8期发表《几种探讨国民党政权崩溃主要原因的观点介绍》,把50年代初至80年代美国、日本以及台湾在此方面的研究做了较全面的概括,为大陆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较为开阔的视野。李松林在《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0年6期撰写《蒋介石谈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及相应对策》,对蒋氏本人总结的失败原因加以介绍,有助于研究者对照、评析。李松林在《教学与研究》1996年3期发表《90年代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述评》,部分内容就是对国民党失败原因研究的总结。此外,2000年《史志研究》发表的鲁振祥《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论析——从海峡对岸的几种观点谈起》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80年代末至今,大陆翻译出版了三本美国研究此问题的专著。易劳逸《毁灭的种子》(又名《蒋介石与蒋经国》,王建朗、王贤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探究了地方割据势力、农民、国民党军队、金圆券改革、蒋介石个人、抗日战争、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等诸因素对南京政权覆亡的影响。该书更正了以往三种比较流行的错误认识,即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情中共色彩,并不是导致南京政权垮台的决定性因素;抗日战争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政权,但令它失败的真正原因还在于该政权本身;1948年的币制改革加快了经济崩溃的速度,但并不是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自然更不是政权崩溃的根本原因。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陈谦平、陈红民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认为长期的封建统治,使中国旧官场形成权威—依附政治行为模式:一是权威者要求依附分子绝对服从,二是造成人人都埋头编织个人关系网,三是不讲原则,有令不行,为帮派私利和人情关系牺牲原则。这种模式充斥国民党官场,造成政府工作无效率、官员贪污腐败、派系斗争严重,其党和政权日趋腐败,终为历史所淘汰。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王海良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注重引用《观察》杂志的文章,主要从政治领域探查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根由。 大陆学者的著作中,尤其要提到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和陆仰渊、方庆秋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两书均拉开历史跨度,全面审视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引用大量档案材料,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或重视的事件,对南京政权崩溃作了宏阔、翔实的经济史展示,开启了独特而持之有故的视窗。徐矛著《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尽管未直接回答南京政权失败原因,但其展现的宽阔历史场景和深邃思考,为人们研究该问题提供了重大启示。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以现代化的线索来解释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视角独特,立论新颖,思想深刻且文笔雍容。仅这一本书,就涵盖了全能主义政治失败、未及制度创新和失去农村三大说法,并给若干篇探讨南京政权失败原因的文章以思想支持。199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署名“启跃”者所编《国民党怎样失掉了中国大陆》一书,汇集许多亲身经历这一巨变者的总结、回忆片段,以及易劳逸、古屋奎二等历史学家的有关阐述,为人们从政治史角度探讨该问题提供了较丰富的资料。 二、研究特点和趋势 伴随前述众多著作和文章的发表,有关南京政权失败原因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和趋势。 1.部分摆脱了政治反动的简单归纳,研究视野有所扩大。李黎明认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导致南京政权的败亡,提出经济崩溃说: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由于美国的经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内战的巨大消耗而陷入严重危机,币制改革使经济加速崩溃。财政经济的总崩溃,既推动国统区民众起而为生存斗争,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的激化和军事与政治的危机,导致南京政权败亡(注:李黎明:《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 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大,观点有所创新。尽管仍有多篇文章持政治失败是南京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的观点,但部分已摆脱了一概驾倒的窠臼,走向较细致的理性分析。一些学者引进现代化的解释框架,使研究得以深化。许纪霖、陈达凯、吴贤辉等把中国放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提出未来得及制度创新终至合法性危机说:中国是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政治衰败和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开始现代化起步的。南京政权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挑战,来不及实现制度创新,厉行政治、经济、农村等各方面改革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只得向专制体制回归;于是丧失现代化导向,不但无法化解抗战胜利后的参与爆炸危机,反而发生合法性危机,最终被以中共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兴起的革命力量击败(注: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许纪霖:《从参与爆炸危机到合法性危机——战后中国的历史一幕》,载《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1期。吴贤辉:《一个被现代化变革浪潮所淹没的政府——再论南京国民政府的衰亡》、《政治民主化的流产与南京政权的覆亡》,载《华侨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1997年第2期。)。杨丹伟认为,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注:杨丹伟:《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