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1)05-0075-08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整理国故运动走向衰歇，“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出现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则主张“国学”与“国故学”是两回事，只有取消“国学”才能安顿“国故学”；更有人连“国故学”一起否定，又有人觉得“国学”一名可以接受[1]。然而不论“国学”还是“国故学”，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尚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尤其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学人对“国学”的困惑很大程度上正因其与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西方学术分类较难吻合。 东南大学的《史地学报》在1923年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时说，“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分析为言，则中国原有学术，本可分隶各种学科，惟故籍浩博，多须为大规模之整理；而整理之业，尤以历史为重要；而研究之中，莫不须用历史的眼光。故该刊《发刊宣言》亦谓‘研究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审乎此义，可见《国学季刊》与中国史学前途关系至巨”[2]。该刊显然接受“国学”这一称谓，并特别看出“整理国故”与史学的紧密关联（胡适即将国学定义为各类“中国文化史”）；但更重要的是，《史地学报》提出了中国原有学术“分隶各种学科”这一直接关系到“国学”认同的关键问题。 在民初新旧学科分类俱存的语境下，中国固有的主流学术，比如“经学”，怎样融入胡适所谓的“中国文化史”？有些学科如“中国文学”（虽然概念尚在界定之中）已大致取得依西洋分类的学科资格，从事此类研究者是否愿意承认他们是在研究“史学”的一种？那些尚未容纳在胡适“中国文化史”范围内的“中国原有学术”又是不是“国学”呢？很明显，“国学”也好，“国故学”也好，均尚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且与新旧中西的学科分类都有所冲突（注：刘龙心已详细探讨了当时国学、史学与学术分科的问题，参其《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544-580页。我与她看法相近处不再申论，而不甚相同处，除本文外，也可参考拙文《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在蒙文通看来，既然传统中国学术的主流是经学，则国学几乎就是经学的同义词。他在1922年著《近二十年来汉学之平议》（后修改更名为《经学导言》）说：“近二十年间汉学的派别很多，可说是清朝一代的缩影，就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学术的缩影亦无不可。一部分是陈兰甫、桂文烁的余波，是主张汉宋兼治的；一部分是不辨别今古的，却还有乾嘉风流，这两派都是前时代的余韵，也不甚惹人注意。最风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么教科书、新闻纸，一说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的范围。两派的领袖，今文家便是广东的康先生，古文家便是浙江的章先生。二十年间，只是他们的两家新陈代谢，争辩不休，他们的争议便占了汉学的大部分了。”[3]这里的“二十年来”指20世纪的前20年，则民初许多人所说的“国学”仍不过就是清代的“汉学”，其典范也还不出康有为和章太炎所代表的今、古文经学。 或许正是针对蒙文通观察到的现象，林玉堂便认为“国学”乃是一个与传统“经学”对立的正面新词汇。他认为“国学须脱离经学而独立”，以形成其所谓“科学的国学”。林氏提出，“今日的人治经须与古人不同，就不必使六经为我们的注脚，却须以六经为国学的注脚。清代学虽有离经说子、别成一家的人，但他独立的动作还是有限的，敢暗谋而不敢明叛”。今日就须“拿国学研究我国各种文化现象”为目的，而“国学的规模可因科学的眼光而改造”。以前的经学家提不出什么问题，如胡适所列的各种“文化史”子目“都是前人所梦想不到的，而由研究西洋政治思想宗教文艺的人看他，都是急待考查的”[4]。 对刘复来说，这样的国学正是“新国学”。他在1925年说，“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夫，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他界定说，“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5]。这一“新国学”的提法因日本人的认可而强化，留日的何思敬从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那里听说“中国有新国学之发生”，遂到东洋文库去读《国学门周刊》，“从中发见了颉刚先生的一九二六年的始刊词及另外数篇，后来又见到他的孟姜女研究前篇，忽然我的心境好像来了一阵暴风，觉得中国学术界起了革命”[6]。 本来清季刘师培、邓实等人所重建出的“国学”不论在思想含义还是学术含义上都已是一种“新国学”（注：关于思想含义方面，参见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2期。）；故北大国学门所谓的“新国学”，实际可以说是一种“新新国学”了。不过这一未能确立自身学术典范的“新国学”虽然意在标新，仍与旧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正如胡适注意到的，在以北大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运动开始之前，已有类似的“运动”出现：古学界青黄不接造成的学术寂寞使许多人产生古学将要沦亡的悲观，结果“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包括梦想孔教复兴者、试图通过保存古文古诗以达到古学保存者、甚至静坐扶乩者。胡适宣布，“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相反，“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7]。 很明显，胡适正试图用“国学”这一认同来区别于破产的“古学”，并使整理国故运动区别于先已存在的挽救古学那“没气力的运动”。然前引蒙文通的观察已提示了当时一般人的认知仍是经学国学不分，而胡适自己在其《〈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不仅在综述清代“古学”时数次使用“经学”一词，在论及将来意义的“整治国故”时，也无意中说出“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这样的话。吴文祺立刻发现这里含有新旧学术分科的冲突，指出“旧时经史子集的分类，实在是很可笑的；但这篇宣言却于哲学文学……的名称之外，别有所谓‘经学’的名称的存在”（注：本段与下四段，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1924年2月），收入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以下径引书名），上海书店影印群学社1927年版，第1集，33-35、38-39、41-44、49页。）。的确，若新“国学”里仍有“经学”一科，又怎样区分于旧式的“古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