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下文简称边区）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在对边区历史的研究中，只注重了政权变革与建设以及土地政策的演变的研究，而其他方面如人口流动、社会意识和习俗的变迁、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化等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粗浅的研究，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　边区的人口流动

      抗日战争八年是边区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的时期。

      移民和难民是边区的主要流动人口。移民和难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边区境内人口流动，主要是劳动力的合理调剂和迁移，发动地少人多的地区的农民到地多人少的地区开垦荒地。如绥德分区人口512071人，仅有耕地1209702垧（注：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编《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4页。）（每垧约3亩），人均耕地只有2.3垧。而在边区有3000多万亩（注：西北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5年1月30日，《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11页。）可耕地分布在陇东、关中、延属、三边分区，却缺乏劳动力开垦。于是边区就采取措施将绥德的劳动力调剂出来，迁移到有荒地可垦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绥德分区1942年移出417户，1483人；1943年移出1836户，4961人。（注：《陕甘宁边区的农业》，1945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4页。）二是来自邻近边区的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难民，主要是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的。如1943年进入边区的难民河南沦陷区约900余人；陕西国统区约2200多户，6000余人；甘肃国统区500余户，1500余人；宁夏国统区约1000余人。（注：《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6-647页。）1944年因日本军队扫荡，由山西逃来吴堡的难民524户，2567人。（注：《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事业概述》，1946年6月，《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第400页。）山东、河北等沦陷区也有少量的难民流入边区，如1943年定边安置“由山东、河北及邻区近边区地区迁来之移难民27户，共130人”。（注：《解放日报》1943年8月1日。）

      内部人口迁移和外部人口迁入构成了边区的主要流动人口。1937年至1945年边区移民难民人口流动统计如下：（注：《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事业概述》，1946年6月，《史料摘编·人民生活》第9编，第400页。）

      

      从统计中可以看出，抗战期间，边区移民难民达到了63850户，266619人，占当时边区总人口（1944年3月民政厅统计数字为1424786人（注：西北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5年1月30日，《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8页。））的18.7%。

      边区移民难民的流动方向主要是有大量可耕地的延属、关中、陇东、三边分区。就拿1943年边区安置移难民的统计来看：（注：《边区农业统计表(1940-1943)》，1944年，《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645页。）

      

      可见，延属和关中分区是移民和难民的主要流向地。在个别地区，移民和难民成为当地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如延安县在1937年的户口是7703户，人口是33705人，可是1942年户口增加到16446户，人口增加到64292人，其中极大多数是从延安县以外移来的。全县五年增加户口8473户中就有8009户是移难民，占增加户口的91.6%。而人口5年中共增加31587人，其中就有29704人是移难民，占增加人口的94.3%。（注：《解放日报》1943年2月22日。）这就是说，在延安县移难民是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

      抗战时期边区的军事人口流动也比较频繁。1936年底，各路红军齐集陕甘宁，使边区军事人口骤然增加，截至抗战时期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共4.2万余人。（注：李国祥、张国琦、殷纯俊：《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上）》，《革命史资料》第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96页。）1937年8月下旬开始，八路军主力先后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边区的军事人口减少了许多，只剩下由一一五师炮兵营、辎重营，一二○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和一二九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三八五旅七七○团组成的边区留守部队，共9000余人（注：吴志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即有3.3万军事人口离开了边区。1939年随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进行整编和扩大，10月，三五九旅奉令返回边区，军事人口大大增加，1940年底，边区军事人口增至3.1万人。（注：李国祥、张国琦、殷纯俊：《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上）》，《革命史资料》第9辑，第224页。）1943年，为粉碎国民党新的反共高潮，中央军委将三五八旅、独一旅、新四旅和抗大总校、抗大七分校调回边区，次年4月，教导一旅、教导二旅亦奉命返回边区。1943年至1944年4月的军事人口流动虽然无具体数字可查，但军事人口激增是肯定的，据估计当在6万人以上。1944年11月至1945年6月，三五九旅、三八五旅七七○团、警一旅、独一旅、教一旅、炮兵团先后离开边区，边区的军事人口又减少了，继续驻守边区的是警一旅、新四旅、教一旅、教二旅，共计3.2万余人。（注：李国祥、张国琦、殷纯俊：《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编成情况（上）》，《革命史资料》第9辑，第225页。）边区的军事流动人口还有应征入伍的边区青年，以及随军队出征的由边区农民组成的支前人员。这两项军事流动人口尚无确切资料，但其确实存在，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