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东事功派 宋学到南宋发生了一个急剧的、重要的变化。在宋高宗、孝宗之际的四十年间，北宋宋学兴盛时期，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派——二程洛学，亦即当时人们称之为“道学”（即理学）学派，像暴发户一般，成为当时的显学。亦正是在社会上充斥一片道德性命的说教时，与道学相对立的浙东事功派亦突然兴盛起来，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从而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大放异彩。 浙东事功派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学术思想的根基。下面首先简略地谈谈这个问题。 先说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浙东学派诞生的土壤是浙东路。北宋时浙东、浙西两路谓之两浙路，南宋时才析而为浙东、浙西两路。两浙是宋代社会经济最称发达的地区，不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城镇都居全国之最。到南宋，这里的经济发展又具有新的特点。其一是，由于杭州成为南宋行在，人口激增至百万，两浙路许多城市也随之增长。城市人口增长，商业贸易更显得兴盛。这样，商人的力量较之北宋更加扩大了。其二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各种生活必需品如粮米布帛的需求随之大增，而物价随之提高，生活在宋孝宗宁宗诸朝的叶适对此曾有所记述： 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徒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1]（卷2《水心别集·民事中》） 值得注意的是，米帛薪炭生活必需品价格倍增的同时，地价增长尤为惊人，不仅是“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地价增长如此迅猛，但仍不能满足人们对土地的占有。因此，随着物价的增长，又形成了两浙地区社会经济上的又一特点，即土地转移的急遽是前所未有的。有关这类材料为数不少，就拿陈亮所记录的他的家乡永康一带的情况予以说明： [喻夏卿]中年与其侄分田，不过百三十亩，卒亦几至于千亩。[2]（卷36《喻夏卿墓志铭》）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夫人初归吕氏，家道未为甚裕，吕君不遗余力，经理其家，至有田近数千亩，遂甲于永康。[2]（卷38《吕夫人夏氏墓志铭》） 永康陈氏……百四五十年之间，衣被国家之饱暖，大家世族或已沦替而无余。[2]（卷36《陈府君墓志铭》） 喻夏卿之田地自百三十亩到近千亩，以及永康吕氏有田数千亩都是二三十年实现的，足以说明土地转移之剧烈。而在陈氏家族百四五十年中，即从十一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二世纪末，土地转移的结果，一方面出现了新兴起的土地势力——暴发户，而另一方面则是旧有的土地势力，“大家世族或沦替而无余”，衰落下来。土地势力中的大起大落，极其明显的是，与城市商人资本的发展密切相关，新兴的土地暴发户大都出自这个势力。浙东事功派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形成的。 南宋初的几十年，浓重的反动政治气氛弥漫于朝廷上下。宋高宗——秦桧集团以“绍兴和议”的方式向女真贵族屈膝投降，轰轰烈烈的抗金卫国战争为之葬送，抗金爱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与此同时，这个卖国集团一再加强其反动专制统治，主张抗战、谈论恢复的有罪，顺从其卖国媚外的则鸡犬升天，而舆论的钳制，篡改、销毁抗金斗争的史实，则是其反动统治的小焉者也。“隆兴和议”再度屈节以来，宋孝宗虽欲有所作为，但内受制于身为太上皇的赵构，外又被汤思退们把持政柄，这种形势用陈龙川的话来说，依然是“架漏过时”、“牵补度日”，处于“半死半活”的状态之中[2]（卷28《又乙巳春书之一》）。在这种政治低气压的窒息之下，固然有利于投机取巧者、庸人的钻营，以及一些保守落后的思想得以孳生；但也不可否认的是，亦激发、砥砺了一批士大夫的爱国壮志，使他们积极献身于恢复的大业，以彻底改革这一屈辱的局面。浙东事功派便置身于这批士大夫中，成为时代的前驱。亦正是由于浙东事功派献身于恢复的伟大事业，力图改变现有局面，他们便极其自然地继承了宋学建立以来自范仲淹到王安石等的面向社会实际、讲求应用于社会实际的优良学风，从而形成为浙东事功派。浙东事功派指的是生活成长于浙东地区的士大夫，除吕祖谦作为从理学向浙东事功派转折过程中的学者外，主要代表人物则有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和叶适等人。如薛季宣、吕祖谦在给朱熹的一封信中曾经说： [士龙，季宣字]于世务二三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见其比。[3]（卷7《别集·与朱侍讲》P239） 这封信说明，薛季宣所研治的学问如田制等都是供实际应用的学问，与胡瑗所讲究的务实之学多么一致！薛季宣在给薛象先的一封信中，谈到他自己的治学态度是： 务为深醇盛大，以求经学之正；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4]（卷25《答象先侄书》P395） “无为空言，无戾于行”，是薛季宣务实的最扼要的说明。薛季宣的治学态度和道路，是所有浙东事功派治学态度和道路的体现，或者说是浙东事功派的同具的特点。 从学术渊源来看，浙东事功派大都入经出史，从史学中寻绎出解决当前政治经济中种种问题的办法，充分地体现了史学的功能和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与理学家有所不同。洛学的创始者程颐还懂得利用史籍提高自己的思维认识能力：“先生（指程颐）始看史传，及半，则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后之成败，为之规画，然后复取观焉”[5]（卷22《河南程氏遗书·伊川先生语八上》）。程颐是把自己置身于历史中来谈历史，用来提高自己。但包括程颐在内的二程没有对他的学生多谈史学的功能。朱熹不仅自身反对吕祖谦、陈亮，且把史学也作为自己的反对对象，从而表现了他的偏狭：“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6]（卷123《陈君举》）实际上，史籍“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汉书·艺文志》语），既能够从成败盛衰中汲取丰富的经验教训，又能从典制的因革损益中，为今天的措施规划找出路子，历来都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浙东事功派都非常重视对史籍的研究，而且，也都有有关史学著作。这一点是人们都知道的，不再多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既然要献身于恢复大业，而恢复大业就必须懂得军事，因此，事功派对军事格外重视。概括来看，他们从两个方面来论述这一问题。一方面如陈亮的《酌古论》，通过前代许多人物在军事活动中取得的成就、经验，为今所用。另一方面是从讲求制度入手，前面说过的薛季宣讲“兵制”即是一例。陈傅良的《周汉以来兵制》论述历代兵制，又是一例（注：据先师邓广铭教授《陈傅良<历代兵制>卷八与王铚<枢廷备检>》一文，题名为陈傅良所作的《历代兵制》，卷八则录王明清《挥麈录余话》之《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前七卷即《周汉以来兵制》，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