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22日，赵树理离开居住了16年的北京，携全家来到山西太原，住进南华门东 四条省文联的平房四合院中，一直到1970年被迫害致死。事实上对于赵树理可以说是“ 来”而非“回”，因为太原并不是他的“老家”。只不过他的家乡隶属于山西，故而， 赵树理“来到”太原，在一般人眼里就是“回”山西了。笔者研究赵树理多年，所接触 的资料自然也不能说少，但赵树理为何要离开北京“出走”山西，却始终未能获得一种 让我确信无疑的说法。1965年的2月22日，正是农历蛇年的正月二十一。就北方习俗或 北方人习惯，正月里过大年，“过”罢“二十”，这“年”才算真正“过”完了。赵树 理选择这一天启程，应该说是蛮有意味的——是说明，离京的“去意”是早已定了的， 故此才有这样“从容”的安排；二是他实在是想和全家人一起在北京度过一个完完整整 的“大年”。也许他早就意识到，能在北京属于自己的家里愉快地“喜迎新春”，今生 今世怕只有这一次了吧——几多苍凉、几多悲慨早已在不言之中了。他对北京的留恋是 深切的：16年当中，“荣”“辱”的置换，在他的身上体现得真是太富有戏剧性了!赵 树理对“官”是轻看的，但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说说唱唱》主 编、工人出版社社长等职务，于他来讲，又绝不是一时间全然可以漠视的闲职虚位。虽 然他在北京因“两个胡同”的彼此相轻而不免“孤独”，但他毕竟是“大人物”，连那 些很看不惯他的人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且不说还上有周扬这样的通天人物频频关注着 他，下有像老舍类的“同气好友”也常常以极真诚的“钦佩”给他注入着不断的自信与 傲然。对北京，他实在是该留恋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赵树理被批了几个月， 但批判在“高潮”时分的戛然而止以及后来作协内部给他郑重其事的“平反”，倒不如 说是为他的生涯中平添了一次“有惊无险”的愉快。至于1962年的“大连会议”，几乎 成了对他的“赞美大合唱”，此情此景已是让许多人“嫉妒”得受不了了——甚至有人 在此事过了两年之后的1964年还愤愤不平地责问：“在现代文学史上，当面受到这么多 作家的恭维、吹嘘，恐怕没有先例吧?”是的，仅此一点，赵树理就足以自豪一辈子了 。周扬、邵荃麟等领导们对他的赞美几乎变成了“讴歌”。周扬说：“他对农村有自己 的见解，敢于坚持，你贴大字报也不动摇。”邵荃麟则表白得更真诚：“这次要给以翻 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出了长期性、艰苦性，这个同志是不会刮五风的，在别 人头脑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起来他是看的更深刻一些，这是现 实主义的胜利。”“我们的社会常常忽视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 ，我们是赶不上的，59年他就看得深刻。”这与其说是在针对个人，不如说是对中国当 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一种颂扬。如果我们想一想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那日益恶化的 文化处境，就知道赵树理的这种“坚持”显得多么的稀有、可贵!凡此种种，赵树理是 没有理由非要离开北京不可。 那么，他到底为什么执意从北京出走呢?作为一个对文学史料有浓厚兴趣的作者，我认 为把这个谜团揭开的必要是有的。 马烽、王培民、董大中、王亚平、章容、王中青是赵树理的挚友，他们对此有一个共 同的观点，就是赵树理回到山西的目的，是为了深入生活，为创作积累素材；而赵树理 本人对他的出走也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笔者认为， 要揭的谜底正是在这里。 马烽、王培民、董大中、王亚平、章容、王中青这些人中，除了董大中先生之外，其 他人或多或少地都与赵树理有着交情。这些人中如马烽、王中青、章容、王亚平等，多 年来不仅从事着文艺的创作、批评，更重要的他们又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者 。他们的革命生涯、艺术理念、他们对于艺术之于现实功利性的体认、他们对于一个作 家进行评判时首先注重其“政治性身份”的偏好以及他们对于艺术创作与现实关系的有 意强调等，都不可能使他们把赵树理“离京出走”这一事件，看成是“私人事件”。加 之他们在与赵树理长期“共事”过程中对他的了解与推想，不由自主地要突出赵树理这 一行为的“神圣性”、“公共性”和“非个人性”意义。把赵树理“离京出走”的理由 坐实在为了“深入生活”方面，既符合自1942年以来的赵树理所赢得的历史辉煌，又切 合时代理念对一个作家所有个人行为的阐释要求，同时也是他们外化自我价值信仰的一 种方式。就这些“回忆文章”的整体来看，他们对于已经“君已无言”的赵树理的“言 说”，痛惜、哀怜是其文章的情绪特征，竭力把赵树理以见证人的真实口吻描述成为一 个“公共英雄”形象，是其“主题”用力所在。为此，淡化或对赵树理的“个人空间” “精神私史”有意予以忽略，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人在长期历史中 所形成的不可更改或难以改变的话语结构与言说方式。另一方面，从另外一种角度思考 他们的说法，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或许他们压根就不怎么知道赵树理“离京出走”的真正 原因。据我们所知，1962年以后的赵树理，好日子没过几天就连连厄运临头。1964年毛 泽东“两个批示”下发后，中国作协对他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所有在大连会议上 “讴歌”过他的人，包括邵荃麟等领导在内，一一都触了霉头。1964年8、9月后，《文 艺报》开始集中批判“中间人物”理论及其创作。当年1月份，赵树理在中国作协参与 的“整风”，对他真是触及到了“灵魂深处”。他对自己的不合“时宜”，“认识的更 为深刻”。他已明显地感到，时代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1964年全年，赵树理在 山西呆了不少时间——“4月中旬，应邀赴长治参观全区戏曲汇演”，直到8月底才返回 北京。这四五个月的时间，他基本上是在长治、晋城两地参观走访、排戏写作。但在这 一年里，他在山西的麻烦也不少。1964年3月，山西省文联的机关刊《火花》杂志，因 发表赵树理的杂文式反批评文章《“起码”与“高深”》而受到追查。“华北局转发中 央有关方面的指令，责成山西省委追查《火花》所发表的赵树理的反动文章。原来，赵 树理的文章中，有几句批驳以毛主席诗词为例证来反对‘两化’的理由，文中写道：毛 主席多写古体诗词，那是他老人家的爱好，形式上的不通俗，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当做方 向来提倡。毛主席本人还曾在给《诗刊》编辑部信上这么说过。打一个比仿来说吧，毛 主席喜欢吃大米，不等于白面不是吃的东西。毛主席出门坐汽车，也不等于火车不是交 通工具(大意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还了得吗?这可触犯禁区闯下十恶不赦的大祸 了，编辑部的同志和文联的领导，大家都神色慌促，急得搓手顿足，不知如何是好，人 人都在自责自己的糊涂，这么明显的‘反动’言论，怎么会没有把住关，没有看得出来 呢?于是，大会检讨，小会追查，责任自然是不可免的了。身在北京的赵树理，不用说 其罪责更难逃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