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文坛上，有“文艺沙皇”之称的周扬，曾是一位头戴五彩光环，令人望而 生畏的人物。但在冷漠而又威严的外表下，周扬亦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苦恼，内心里实际 上深隐着一种悲凉的无奈，甚至疑虑与惶恐。他曾直接组织和领导了文艺界一次次令人 胆战心惊的政治批判运动，酿成了许多人的悲剧，但在风狂雨骤之时，他也曾冒着风险 ，设法暗中保护过一些人；他虽极力推行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但也不时从一位文 艺理论家的视野出发，发表过一些合乎艺术规律的真知灼见；他曾是极左路线的忠实执 行者，到头来自己也成了极左路线的牺牲品，被关进秦城监狱达8年之久；他曾严辞厉 色地批判过人道主义，晚年却又因积极肯定人道主义而遭到批判。建国后的周扬，就是 这样一个扑朔迷离、心理复杂的人物。 一、一架冷冰冰的政治机器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周扬的一生前后判若两人。 许多人忆及，20世纪30年代，担任“左联”领导工作时期的周扬，曾经很是潇洒、漂 亮，常常身穿讲究的西服，与朋友们一道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等。他还喜欢话剧， 甚至曾直接登台演出过。那时的周扬，言谈举止中更多流露出来的是一种与“五四”时 代精神相通的自由开放的个性气质。他自己也讲过，当年曾特别醉心于尼采，曾为尼采 的“上帝死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等名言所鼓舞。在延安初期，也还平宜近人， 很喜欢与学员们随便聊天。至建国后，周扬变了，变得日渐冷漠了，不苟言笑了，人情 味越来越少了，连老朋友夏衍都说他，真正“可以开玩笑的朋友也没有”了。(注：参 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72，281，296页。) 的确，建国后的周扬，不再是当年那个举止潇洒的青年文人了。 周扬已变得权欲十足，不容任何人冒犯。张光年本是他相识多年、无话不谈的老友，1 949年进城后，成为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的周扬，只因张不愿接受他提议的 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之职，遂大动肝火，竟在文化部党组会上公开斥责张光年无组织无纪 律，反对党的领导。几个月之后，在没有征求个人意见的情况下，便突然任命张光年为 文化部艺术局常务副局长。(注：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 年版第236，272，281，296页。)陈涌本是周扬在鲁艺的得意门生，刚进城时曾给周扬 做过秘书，后来因故主动离开了周扬，这显然也使周扬心存嫉恨。陈涌被打成右派后， 张光年曾在周扬面前为陈涌说项，希望周扬帮助解脱，想不到周扬闻之大怒，愤愤地说 ：“我就恨这种人，看到这条船要翻了，就赶快往那边跳。”(注：参见李辉文集第四 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72，281，296页。)当时的广播事业局 副局长温济泽，只因在编委会上讲过中央批评了周扬、陆定一之类的话，也使周扬大为 恼怒，曾当面训斥温：“你说我犯错误就犯错误了?倒是你应想一想这会引起什么后果? ”当温力图进一步解释时，周扬竟粗暴地说：“现在不在于你当时怎样说这件事的。问 题是，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说两个中央委员犯错误?”随后，温即受到 严厉审查，并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久又进而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党籍。( 注：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72，281，296页 。)从这类事件中，不难看出，即如周扬这样一位曾经接受过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 的熏陶，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却潜隐着多么根深蒂固的“唯我独 尊，不容冒犯”的权欲心理。 周扬的权欲，尤其见之于他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处理过程中。1955年8月， 在周扬主持下，作协党组对丁玲、陈企霞等人进行了批判，并将他们定为“反党小集团 ”。1957年党内整风期间，按中央指示，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负责的专门小组对 “丁、陈”一案进行了重新调查，结果发现原来认定的罪名多是无中生有，中宣部决定 予以纠正。在随即召开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不得不亲自宣布：丁、陈“反党小 集团不能成立”，“五五年的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于丁玲这样的老同志，不应该 这么做”，并以中宣部名义作出了为丁玲等人平反的结论。事情本来也许可以就此了结 ，但丁玲等人却抓住不放，言辞激烈地要周扬说明冤案形成的原因。受害者的怨愤可以 理解，但在周扬看来，这无疑是对自己权威的公开挑战。于是，反右运动开始之后，处 于尴尬中的周扬，立即乘机提出重新修改关于丁玲的历史结论。结果，在没有发现任何 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的情况下，竟将原结论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陕 北是敌人有计划派来的。为此，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等人同 周扬之间发生了争吵，他们质问周扬为什么出尔反尔?周扬竟老羞成怒地回答：“那是 你们逼的!”(注：参见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及 史海阳等编《文坛公案：秘闻与实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3期。)言语已显失态。但 当时的反右形势已决定了周扬的胜利，丁玲等人终于再次被定性为反党分子，从此开始 了悲剧人生。李之琏也因不同意对丁玲的处理意见，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丁玲等人 的冤案，当然不应完全由周扬个人负责，但从事件的前后过程看，不能不叫人怀疑周扬 实际上已从中掺杂进借用党的旗号、借用反右的政治形势，滥用个人权力的成分。 丁玲等人受到处理之后，周扬似乎变得更加盛气凌人，冷漠无情。在批判冯雪峰的会 议上，当夏衍指责冯雪峰曾用鲁迅的名义，讥讽他们是“四条汉子”时，周扬亦咄咄逼 人地质问他这位当年的老上级：为什么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在一次反右大会上，他曾 这样声色俱厉地点名批评黄秋耘：“什么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就是人民大众! 你眼睛里有人民大众没有?”“文革”前夕，在文艺界的一次整风会议上，田汉、阳翰 生、夏衍等“左联”时期的三位老战友，也遭到了他的痛斥。他斥责田汉的《谢瑶环》 把党和人民对立了起来，阳翰生的《北国江南》是在宣传虚伪的人道主义，夏衍是在“ 离经叛道”。(注：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76—37 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