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2)02-0059-05 冯至的《十四行集》实质上隶属于那种“共名”状态下的独立化书写。抗日战争的风 云把作家们纳入一个共同的“抗日文学”的旗帜之下，原本多样化的写作因而获得了一 个共同的主题。但个别作家和诗人并未被“共名”的潮流裹挟而去，他们对战争状态下 万物的冥想为他们提供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时代的可能。他们不像其他大多数作者那样 急切地去为抗战奔走呼喊，而是继续坚持着用自我生命对自然与现实进行体验，用艺术 的眼光沉思世间所有的一切。他们并非不关心战争，也并非不关心民族国家的命运，他 们只是变换了关注的角度。这部分作者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的“共名”状态下或许显得 不合时宜，然而，当我们跨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站在中国文学历史演进的高度，便不 能不佩服他们对生活所具有的洞察力和对艺术的远见卓识，他们在艺术上探索的成就至 今尤为人力所不逮。冯至的《十四行集》便是这群“另类”作家所留下的一个生动的个 案。 对生活的关注与凝思是《十四行集》哲理意蕴的来源。战争把冯至逼到昆明的乡下， 使往日那种逃脱都市的喧嚣与回归自然的愿望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中竟得以实现。这一切 使冯至对生命万物的静谧观照成为可能。海德格尔在对“我为什么住在乡下”这一问题 作出回答时曾表示，住在乡下能“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孤独有某种特别 的原始的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 处”[1]。根据海德格尔这一理论，冯至在昆明乡下的生存确实可以更确凿接近事物的 本质，发掘事物本身所透射出来的哲学意义。 对于这一诗学特征，李广田曾作出极高评价，“诗在日常生活中，在平常现象中，却 不一定是在血与火里，泪与海里，或是爱与死亡里。那在平凡中发现了最深的东西的， 是最好的诗人”[2]。“在平凡中发现最深的东西”构成了《十四行集》的哲理色彩。 具体而言，《十四行集》在哲学意义上的追索与冯至所受的存在主义影响深深关联。 然而，存在主义是个意义模糊的哲学命题，要对其作出明晰的阐释几乎不可能。就连 许多存在主义大师自身对这个概念的确定性也表示质疑。海德格尔如是说，“‘存在’ 概念乃是最晦暗不明的。……‘存在’是自明的概念……然而这种平常是可理解性，恰 恰表明它的不可理解性……”[3]。这是否说明追问《十四行集》中的哲学意义成为不 可能了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的言说为我 们提供了一种进入“十四行”的策略： ……每天都有人——通常是一位知识妇女，但也可能是门房，或者电车售票员——问 我何谓存在主义。没有人因为我回避这个问题而表示惊讶。我说这个问题太难也太长， 无法诠解。人们能做的只是设法阐明它的要旨，而不是形成定义。[4] 马塞尔的这一策略适用于我们对《十四行集》的解读。实际上，冯至对存在主义的接 受也正是所谓“要旨”性质的哲学理念。固然冯至对存在主义有过较为系统的阅读，但 因其本身“不善于逻辑思维”，在选择阅读的对象上还是有所偏向的。像里尔克、基尔 克郭尔、尼采等充满诗意的哲学性本文，冯至怀有极大的热情。而对于那些晦涩艰深的 著作，他则只是涉猎，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或所爱好的东西，也就是所谓“要旨”[5] 性质的哲思。 透过诗歌本文的表层，《十四行集》给予我们哲学意义上追问的回答正是上述的一些 存在主义的思绪。但不仅仅如此，其时，冯至还自觉接受了诗哲歌德“蜕变论”的影响 ，以图对自己的实际生活有所指导。这样一来，《十四行集》的内蕴便显得繁密而丰厚 。为了便于论述，我们将《十四行集》中的哲学理念进行如下命名：死亡的先行；生命 的承担；沟通的隐喻；蜕变的具化。 一、死亡的先行 对生命的关注是冯至哲学理念中最常见的命题。在《十四行集》中，冯至深刻地意识 到死亡是生命的界限。这种对生命的有限性的自觉，对冯至并没有产生虚无主义与悲观 主义的影响。这一清醒达观的态度可说是冯至早年生命意识中主体情绪的延续。但这一 时期的冯至因为哲学上的自觉，对生命本体存在的追求不再局限于向宇宙存在的拓延， 他对于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 无疑，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死亡是既定的，是生命向另外一个超验世界挺进的界限。 冯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他主张把死亡纳入到人的现存之中，即根据不确定的但已 知的死亡来安排自己的人生。冯至在诗中对此有过明示，“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 秋日的树木，一棵棵……/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十四 行集.二》)。这与海德格尔“先行到死”的观点颇为相近，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一 种走向死亡的存在，人的现存与死亡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关系。死亡进入并存在于人的现 存之中，而人的现存也在经常明确地或不明确地探讨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生命获 得了另外一种性质，“即使在生命过程中死亡就已经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6]。冯至 正是带着这样的理解来诠释死亡的，他对死亡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海德格尔更加 深入。冯至把死亡纳入生命过程的同时，把死亡视为生命最辉煌的顶点。他主张人类应 乐观地对待死亡，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面对现存而努力，使自己的生命丰饶，以便在人生 的最后时刻领略生命最完美的东西。《十四行集》的第一首诗作《我们准备着》把这一 观念进行了具象化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