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再论林纾与五四文坛 五四作家，大都受到过林译小说的影响。 “我们几乎都因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注：周作人 《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鲁 迅与清末文坛》等文章中，详论过林纾对鲁迅和他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 是新出的，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他们在 日本时，“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 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钉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 是青灰洋布……”林译小说还直接促成了他们翻译西方小说。1907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周作人翻译的《红星佚史》，就是他们在林译小说感染下的尝试。胡适说他早年“ 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 年谈话录》第28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郭沫若说《迦茵小传》是他“所读过 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给他“影响最深”；他比喻早 年所受的林译影响像“车辙的古道一样，很不容易磨减”(郭沫若《少年时代》第113、 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周作人这句语气上显然比较克制的话，其实已经 道明中国现代文学以西方为典范的确立，是从林纾的翻译小说开始的。林译小说文本的 意义，既超越了他本人理性的审美与道德域限，也超越了晚清一般文人读者的审美期待 。因此它的最大价值乃是其“超前性”，隐性的后果就是塑造了一个崇尚西方文学的新 的读者群——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林纾与新文学的启蒙与龃龉关系，都包含在“林译 ”的不期然的文本内在的审美空间中。这一点是林纾不曾预料到的。 《迦茵小传》在林纾的同辈文人那里，受到“诲淫”的指责，而在年轻的、上新学堂 的那一代那里，则是“自由”、“爱情”、“美”的启迪—— ……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 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 坠下，她张着两手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 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 很甘心。(注：郭沫若《少年时代》第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恪守礼教的林纾，不会想到他所译的《迦茵小传》，成了20世纪中国最自由不羁的浪 漫诗人的启蒙之物。这某种程度上正应验了寅半生们的担忧。 林纾当初翻译，只是为了“沟通”，以使国内读书人不要鄙薄西方文学，哪料得到五 四那一代人读了他翻译的西方作品，不仅是变得“看得起”，而且是崇拜西方文学，而 后要求废除文言，追求中国文学的“西化”了! 多年后，梁启超在谈到晚清启蒙运动时，曾不无遗憾地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 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 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 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晚清的留学生，人员既少 ，火候也不到，不大可能形成“全体参加”的新文化运动；而当时能够参加的，就是中 坚，如严复。梁任公遗憾的其实是晚清没有能够完成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而让五四抢 了头功。其实，梁启超的这个评价，很有点“后见”之“不明”，晚清不可能是五四， 而五四成就的新文化，则是晚清二十年来的文化思想启蒙与革新的产物。梁启超追悔晚 清的历史责任旁落，正好暴露出他不甘示弱的“老少年”心态。 晚清的“西洋留学生”，是到国外才开始了解西方的。西洋不但是一个与中国完全两 样的世界，而且也是与他们固有的阅读经验完全陌生的“他者”。他们只能以“惊羡” (注：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将1867年王韬 游历西方的体验称为“惊羡体验”，并认为这种体验是晚清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开端。 )的目光小心注视和理解这个“他者”，进而向完全无知的国内读者讲述这天方夜谭一 般的异域文化(注：如王韬《漫游随录》(1884年、1887年)，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 国日记》(1891年)，容闳《西学东渐记》(1909年)等。)。而五四那一代“西洋留学生 ”，“西方”已经通过大量的阅读而成为他们的间接经验，林译小说、严复译著及当时 风行的《时务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东方杂志》等报章杂志，为他们提 供了大量感受西方的材料，他们在出国留学前便建立起比晚清那一辈更丰富也更真切的 西方形象。再加上强国思变的社会情绪随晚清以来屡屡失败的内政外交，到五四前夕已 经积蓄到极限，西方不再是新文化的“他者”，而是新文化的自我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