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2)04-0074-17 从80年代初起，鲁迅研究业已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稳定的学术生态系统：首先 是形成了衔接紧密、环环相扣的学术梯队；其次是多种阐释系统在相互竞争、相互促动 中不断开辟着自己的生长空间。 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学术研究的连续性有赖于代际链条的紧密衔接。新 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界形成了四代学者相依相存的有序性。第一代学者中从解放前就开 始接触鲁迅的艺术世界，在80年代仍笔耕不辍，作出了各自不同贡献的有唐韜、王瑶、李何林、林辰、孙用、王士菁、陈涌、薛绥之、孙昌熙、单演义等，钟敬文、 任访秋、田仲济、戈宝权、贾植芳等在其他研究领域成绩卓著的学者也在本时期鲁迅研 究领域作出了不凡的成绩。第一代学者出生、成长的环境令他们获得了对现代文化氛围 的切身感受，这就使得他们更容易契合于鲁迅丰富博大的心灵，并且对有关的史料了解 于心。 第二代鲁迅研究者基本上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高校接受苏联模式的文学教育，他们获得 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维方式，形成了规范严谨的学院派治学风格。第二代学者中的孙 玉石、王德后、朱正、林非、陈漱渝、袁良骏、彭定安、陈鸣树、吴中杰、鲍昌、许怀 中等长期耕耘于鲁迅研究领域，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收成；介于一、二代学者之间的王景 山、林志浩等，以及同时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乐黛云、严家炎、刘再复、范伯群等学者 也为鲁迅研究奉献了自己的辛勤和汗水。 第三代鲁迅研究人员中的佼佼者大多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培养的硕士、博士， 这批人年龄跨度较大，其中像钱理群、王富仁、杨义等人在文革前就已经完成或开始接 受本科教育，在随后的动荡年代里经历诸多磨难，因此，他们的鲁迅研究熔铸了自身丰 富的生命体验，与现实人生有着密切的血肉关联；这之外还有一部分从80年代初起步的 中年学者，他们也对鲁迅研究作出了突出的成绩。第三代研究者中值得关注的还有林贤 治、王乾坤、孙郁、朱晓进、陈方竟、张梦阳、李新宇、金宏达、程麻、李春林、阎庆 生等。 第四代为1978年以后上大学，其中许多人后来还继续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学 人，8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陆续在学界崭露头角，成为鲁迅研究界的生力军，他们中已 经取得一定实绩的有汪晖、吴俊、高旭东、高远东、王彬彬、郑家健、薛毅、皇甫积庆 等。这一代学人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因此大多具备鲜明的创新意识 ；同时因普遍拥有良好的外文基础，使得他们能及时吸收国外的新观念、新方法。 对四代鲁迅研究者的上述划分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代际勘界。实际上，四代学者之间存 在着由师生、学友之谊和因学术风格互相交叉而形成的复杂关联，并且在学术积累上形 成了代代相传的递进关系：正因为有第一代学者对鲁迅史料所作的广泛的辑佚、精心的 考证，第二代学者对鲁迅的思想、创作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提升才有了可靠的依据；而第 三代学者经由鲁迅研究来批判现实和参与现代人文精神重建，又是以第二代学者对鲁迅 所作的理论性思考为基础的；同样，若没有第三代学者无畏地冲破一个又一个精神禁区 的开拓，第四代学人就未必能上升到对鲁迅本体层面的研究。 每一代研究者也正是在和另几代人的相互参照中展示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又显 露了自己的弱点和局限：第一代对史料求证的过于执着，可能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第二代过分热衷于通过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发展道路来印证“新民主主义”文化 理论，难免带上浓重的先验论色彩；第三代若把个人体验强调得过了头，就会以损失学 术研究的科学性为代价；而第四代学人的“创新”意识太强烈，往往使自己的研究浅尝 辄止，缺乏应有的深广度。21世纪在召唤着新一代鲁迅研究者的出现，这一代人应在汲 取前几代人研究智慧的基础上，超越以往的种种局限，争取在新的世纪使鲁迅研究跃上 一个新的境界。 把代际比较的纵向视角转换为对鲁迅研究生态群落的横向观测，会发现研究领域内存 在着三大阐释系统，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学院的、民间的阐释系统(注：对鲁迅研究 阐释系统的划分，一些学者已作过不同的探讨，可参阅：秦弓：《鲁迅的遗产》，《鲁 迅研究月刊》，1997，(1)；孙郁：《算是求疵》，《鲁迅研究月刊》，2000，(7)；刘 玉凯：《解读鲁迅的三重话语层面》，《鲁迅研究月刊》，2001，(7)。)。早在1940年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主流意识形态阐释鲁迅的基调已经确定(即三个“伟大 ”的称谓)，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更是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整体建构中，人们主 要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层面来看鲁迅的成就和影响，因此，更多地阐述鲁迅在中国革命 中的地位和贡献，突出其作品的革命内涵和政治意义。这一阐释系统的代表性人物有瞿 秋白、毛泽东、冯雪峰、陈涌、李希凡等。鲁迅是一位关心现实政治的作家，他本人在 研究魏晋士人的“风度”和心态时，就很重视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进行分析。从政治层 面来探讨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不失为一种简单明快的分析角度，在鲁迅研究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都会作为诸种阐释系统的一“格”而存在。但问题是80年代以前，官方总试 图让政治阐释系统凌架于其他阐释系统之上，甚至以这一系统排斥、取代其他系统，显 示出了鲜明的排他性。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对“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 运动，鲁迅奇迹般地一次又一次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事实已经反复表明，在鲁迅研究 中以政治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庸俗社会学的阐释，必然招致普通民众对鲁迅的误解、反 感，从而使鲁迅研究蒙受巨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