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594(2002)04-0001-06 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伴随着经济的复苏,在一段较长时间的精神沉寂之后,积 聚内力又重新构建起文化的平台。经过上海批评界和创作界的共同努力,上海文学在这 块坚实的平台上显得异常活跃,一系列文学事件和热点的不断发生,给多少有点混乱和 沉闷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增添了些许亮色,上海无疑成为当下中国的文学重镇。由于 地域优势和历史传统使然,作为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上海,对西方流行思潮 的敏感促使自身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一向能够领风气之先,这样往往给中国文坛造成 不定数然而也是富有激情的冲击力。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如果对近几年来上海文学 发展的态势进行一番前瞻性的整合,可以发现在多种美学倾向的交汇中,一批六七十年 代出生的具有先锋意识的青年评论家和作家的出现,无疑成为上海文坛当下最令人瞩目 的一道风景线。他们的学术评论或创作,显然深受源自西方后工业化时代的后现代性美 学原则的影响。本文试就当下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上海文学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在当代中国,后现代理论的进入实际上是在文化氛围开始宽松的20世纪80年代初。然 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在西方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愈 演愈烈之时,中国的一大批敏感的理论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仍沉溺于无端的“现代派” 之争,根本忽视或并不了解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进展及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他 们把一些典型的后现代文本以及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贝克特、塞林格等后现代大师进 行误读。倒是一些在当时更具有文学感受力的青年作家敏锐地觉察到一种不同于经典现 代主义文本的影响,在莫言、马原、残雪、王朔、余华、刘恒、刘震云、孙甘露等先锋 小说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因子。进入90年代以来,在上海文坛 出现的这样一批更年轻的批评家和作家,他们大多供职或就读于上海各大高校,亦或跟 学院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受到系统的专业化训练,学历很高,其中不乏文学博士,具 有比他们的前辈更敏锐的艺术嗅觉。他们得益于上海的较为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热衷 于跟踪当代流行的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原则,从萨特、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拉 康等一批后结构主义和后存在主义大师汲取理论素养,并结合上海地域的文化特点和社 会现状(不论他们自己是否认为),以变体的形式(这一点很重要)显示了后现代语境中的 文学实绩。 何谓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文学?这其实是个难以精确表达的概念。按照国内较早进行后 现代性研究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王宁的观点,在中国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文学强 调反映世界的多元价值取向,人的思维观念的非中心化和非统一性;文本叙述风格上的 个人化、通俗化,摒弃“宏大叙事”或“元叙事”;所指的滑动和能指的扩大带来意义 的播撒;批评风尚表现为具有德里达和福科的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色彩的批评话语等等 ,这些构成了一个带有某些西方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宽泛的文化语境。本文认为,后现代 语境中的文学所建构的,实际上是众语喧哗的充满个人独立话语空间的无神的庙宇。关 于这样一个文学语境,批评界对此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国内有的学者,如上海大学王 光东教授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都相当落后,现代化进程还尚未完成的发展 中国家,引进和借鉴源自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代的文艺思潮,未免不合时宜,也不 会有读者市场。问题是不是这样的呢?纵观文学史的发展,我们知道,每一次对于具有 前瞻性的新生事物的偏见和漠视,最终都被证明为是一种历史的短视,新的写作方式的 缺陷和不成熟不应成为我们鄙夷和打击的口实。其实,概念从有着强烈西方中心色彩的 后现代主义演化为全球意义的后现代语境,主观上不仅取决于西方学术界内部的解构和 消解中心等尝试,更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的拿来主义;从客观 条件来看,按照美国学者詹姆逊的观点,跨国资金的运作、全球性的资本化以及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的到来,这三个因素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文化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 即使再牢固的民族文化机制也难以阻挡。我们还应该完整而准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中 国是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上海作为全国最具现代化的发达地区,大众的生活 和文化消费水平普遍较高,而且已经有了相当一批知识层次较高、生活富裕的中产阶层 人士出现,上海的这一地区特点所导致的特殊化需求和生活趣味当不容忽视。可见上海 的后现代语境并非没有它滋生的土壤。在与现代性的共时合奏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后现 代文化语境悄然生成。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批评界对长期权力话语统治文坛进行了深刻反省和有力挣脱 ,但是仍然延续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新启蒙主义打碎了政治霸权话语而又试图建构 一种整齐划一的新价值标准,有很强的排异性,整个文坛弥漫着的仍然是集体唱和的惯 性思维,不利于文学的蓬勃健康发展。上海的新一代批评家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思,并显 示出抗拒的学术姿态。他们熟谙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从相对偏狭的以作家或文本为中心 的批评走向多元文化诗学批评,并从中心话语立场撤出,坚守其播撒性、边缘性的批评 方式。教授的身份使他们不属于文联作协系统,没有组织的保护也因此不接受组织的控 制和管理,他们的批评强调真正从个体性的思考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话语霸权,抗拒 集体唱和对个人的声音的淹没,呼唤文学批评的多元化。此外,他们虽然都是书斋学人 ,可贵的是并没有沾染上学究气,而是在通俗化的层面上对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反戈一击 ,走向市场,贴近大众,在世俗化的社会生活当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原则,具有 后现代语境的批评色彩。本文试撷取两个显著的方面对此加以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