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5-0121-05 美国民俗学家阿切尔·泰勒在谈到民俗与文学的关系时,提出了“民俗学和文学实属 相通的领域”[1](P52-54)的观点。泰勒的观点强调了文学源于民间,民俗与文学的相 通性,民俗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力。但这一观点又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创造性,作家,特别 是现实主义作家,不仅是模拟民俗,更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表现民间风情,反映存在于 现实生活中的地域风俗。浙东现代作家的作品中有许多有关民俗的描写,在这些作品中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同时也看到了一幅中国现代社会的 风俗画。 最早注意到浙东现代作家作品中的乡土性,或说是民俗性的当是鲁迅。鲁迅在《<中国 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评述了许钦文、王鲁彦、台静农、魏金枝等人的作品,将 他们对于乡土的描述集中于对家乡、对于童年记忆中民俗的留恋,或是“回忆故乡的已 不存在的事物”(许钦文),“或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魏金枝),在这种留恋 中表现出作家对于乡村中原始信仰、民俗的关注。 一 文学对民俗的关注首先表现在作家对“农事”与“人事”的描述。浙东作家的作品多 与“农事”相连,更多地以“农事”为表述内容,反映着“农事”对于“人事”的制约 ,民风对于民性的影响。 地域是决定“农事”的首要条件,又是形成民俗的主要因素。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 不同民风,也便有着作家对“农事”与“人事”不同的关注。周作人说:“风土与住民 有密切的关系……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2]对于浙东民风 ,鲁迅曾说过:“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 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世俗递 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理,乐安谧而远武术。”[3](P39)在这里,鲁迅概括 了浙东民风由古至今的转变。同时,鲁迅还说:“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 岳地带之民气相同。”[4](P156)陈方竞认为,由于“奉禹为祖先”,因而浙东民性中 具有“禹墨遗风”,即周作人所概括的“安贫贱,敝恶食,终岁勤劳”,以及“食贫” 、“习苦”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构成了浙东民俗的特性[5](P113)。鲁迅、周作人散 文中有关家乡民俗的描述无不表现出农事的琐碎与人事的艰辛,如鲁迅的《朝花夕拾》 集,周作人的《花煞》、《回丧与买水》、《关于送灶》、《关于祭神迎会》等,在描 述家乡那些耳熟能详的民间风俗中,表现着“农事”与“人事”相互牵连的关系。 王鲁彦是浙东作家中较多地描写民俗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更多地表现出生活于社会 下层的农民、普通市民的生存状况,及他们精神上所赖以寄托的民间信仰。《鼠牙》是 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以流行于民间的鼠信仰、鼠婚习俗形象地表现出“农事”与 “人事”的关系,表现了潜移默化的风俗习惯对人的心灵的约束。作者将“农事”中的 鼠疫带入“人事”中的纠纷,以民俗反映出民性中的狭隘、自私;在表现“农事”与“ 人事”的同时,作品也反映着民俗中的诙谐与幽默。《岔路》描述了民间求雨过程中隆 重壮观的仪式,在反映“农事”中的民间风情时表现出农民丰富的想像力。《菊英的出 嫁》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乡村中的“冥婚”风俗,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浙东农村的风习 。王鲁彦另一篇作品《关中琐记》,几乎是民俗、民风的调查记。篇中记述了关中郃阳民间送穷鬼、招魂、逐雀、老鼠嫁女等习俗,这些风俗与浙东风俗有着很多相似 的地方,作者以家乡习俗为参照,对南北方的习俗做了比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 于王鲁彦对浙东民俗环境、乡土生活方式的描述,“使早期乡土小说获得了民俗学的价 值”[6](P68)。 作为鲁迅的同乡,许钦文的小说《疯妇》、《石宕》等都是乡土文学中的优秀之作, 后篇被鲁迅称为“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而在《鼻涕阿二》中则更多地表现出民风 与民性。在浙东作家中,许钦文的作品颇具鲁迅遗风,在他的《一首小诗的写就》、《 鼻涕阿二》中都有着对鲁迅作品的刻意模仿,然而在对民俗、民风的描写上则突出了自 己的风格。他的《步上老》、《老泪》对浙东婚俗的现实的描述,使作品具有独特的民 俗学的意义;《鼻涕阿二》虽然明显地带有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思想,但所表现出的民 风却又与《阿Q正传》迥然不同。鲁迅曾将许钦文和王鲁彦加以比较,认为二者是“极 其两样的”,许钦文的作品“冷静和诙谐”;鲁彦的作品“太冷静了”,因此“失掉了 人间的诙谐”[5]。也许是由于许钦文更加注重人的生存环境,注重民俗对人的品性的 影响,也可以说是注重民性;而王鲁彦的作品则更多地注重于民俗的形式,注重于人所 生存的环境中的民俗。因此,许钦文的作品更具有热情,而王鲁彦的作品更多了客观的 描述。 鲁迅最为赞赏的乡土作家台静农的小说以描写乡村落后的风俗见长,将民俗融合于农 民的悲惨生活之中。小说集《地之子》既表现着乡土中国的民间风俗,又反映出普通农 民的悲剧。《红灯》讲述的是农村鬼节放红灯的习俗。得银因“下水”(当强盗)被杀, 得银娘守寡多年又失去了惟一的儿子,她没有能力办丧事,为他糊了一只小小的红灯。 “当天晚上,便是阴灵的盛节。市上为了将放河灯,都是异常轰动,与市邻近的乡人都 赶到了恰似春灯时节的光景。……他们已经将这鬼灵的享受当作人间游戏的事了。”得 银娘在昏花的眼中,看见得银得到超度,“被红灯引着,慢慢地随着红灯远了!”整篇 作品在描写民俗的过程中,也写出了中国农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