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02)05-0008-08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是指新中国以来创作的，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文学 样式。伴随着人民共和国53年的风雨鸡鸣和沧桑记忆，传记文学在承传与变异、认同与 超越、写人与造神、歌颂与批判的两难选择中，上下求索，多方参照，几度坎坷，几度 辉煌，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坦的发展道路，终以多元开放的创作态势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 艺术世界，融汇到汪洋恣肆的世界传记文学大潮之中。 纵观建国53年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划分为“建国17年”、“文 革10年”、“新时期13年”、“后新时期11年”以及“新世纪2年”五个段落来考察。 建国17年(1949-1966)：传记文学的初步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为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发展开 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除译传外，我国内地共出版人物传 记500余种。传记创作获得了较大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初步繁荣的局面。 建国之初，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已是不容置疑的方针政策，具有 悠久历史传统的传记文学对此较早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1949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印行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萧三)，迅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快被译为英 、德、日、法、捷克、匈牙利等多种文字，对树立革命领袖的权威形象，起到了明显的 推动作用。从1949年到1956年，当代传记文学初具规模，革命英雄传记大行其道，引人 注目的便有：梁星的《刘胡兰小传》、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周而复的《白求恩 大夫》、林音频、刘树墉的《郝建秀》、叶坪的《伟大的方志敏》、苗培时的《矿工英 雄马六孩和连万禄》、丁洪、赵寰、董晓华的《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高玉 宝的《高玉宝》、雷加的《海员朱宝庭》、柯蓝、赵白的《不死的王孝和》、韩希梁的 《黄继光》、以及建国后第一部集体创作的、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志愿军英雄传》等 。这些传记作品尽情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同年秋，中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编辑部专门召开了“传记文学创作问题”的座 谈会，用以推动传记文学的发展。从1957年至“文革”发生前的十年间，革命回忆录这 种新兴的史传文学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星火燎原》与《红旗飘飘》 这两套大型丛书，集结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回忆录。其它如陶承的《我的一家》、 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杨植霖等的《王若飞在狱中》、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 娘》等一批优秀中长篇传记作品，也都传诵一时，深受欢迎。但是，这种欣欣向荣的发 展不久便遇到了挫折。1962年，康生一伙以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为名，诬陷长篇 传记小说《刘志丹》为“反党小说”，致使作者李建彤遭到残酷迫害，株连上万人，造 成古今稀有的大冤案，于是革命的史传文学创作便偃旗息鼓，无人问津了。 历史总是曲折地发展着。1963年，共和国一个普通士兵——雷锋的名字响彻神州大地 ，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推出《雷锋小传》(陈广生)。这本英雄传记随着毛泽东 等革命领袖为雷锋同志的题词而家喻户晓，颇具轰动效应。 在英雄传记的主潮之外，17年的传记文学还有非主流的传记值得一提，如冯至的《杜 甫传》、朱东润的《陆游传》、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马可的《冼星海传》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记文学的人物画廊。 综观建国17年的传记文学，承续了五四以来现代传记文学“新民”与启蒙的优良传统 ，其主题大多是单一、明朗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题材内容以 反映已经逝去的革命历史或正在进行的现实斗争为主；传主以革命先烈、当代英模居多 。不少作品在史实求真的基础上还颇有文采。这些英雄传记，发行量大，读者众多，它 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宣扬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凝聚 民族向心力，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如《把一切献给党》出版不到一年，就四次 印刷，印数达200万册，至60年代中期，累计印刷1000多万册，并被译成多种外文读本 ，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时期的传记文学的主要缺陷是：还存在着传主 类型较为单一、题材狭窄的毛病；不少作品艺术粗糙，创作上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 简单化的倾向，传主形象失之片面，个性模糊，只见叙事，而不见闪动鲜活的人性的身 影；有的传记自觉不自觉地拔高、神化，甚至人为地造假失真。 “文革”10年(1966-1976)：传记文学的停滞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 ·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我国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 年“文革”，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传记文学创作事业也受到了严 重的摧残。在这场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以文艺为篡党夺权的突破口，疯狂推行封 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准以任何艺术形式表现真人真事 。“旗手”还下达了这样一道懿旨：“……就是刘胡兰，也还是不要写真人真事!”这 样一来，所有以前歌颂真名实姓的英雄传记便统统被封杀，为老一辈革命家写史作传的 作品，自然更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作家马烽1964年就完成了《 刘胡兰传》的初稿，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排印了数百册样本，分送给刘胡兰烈士的 家乡云周西村党支部、文水县委会、山西省委、原晋绥边区的领导人，以及烈士生前友 好和有关单位征询意见。各级领导和熟悉刘胡兰生平的同志，在百忙中对传记进行了审 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作家也据此进行了修改，之后出版社又重新付排，并已打出 了清样，但难逃夭折的厄运。[1](P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