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任何作家的文学写作，无不追求以一种独到的文学叙述表达历史和现实、人 生与世界的存在及其联系，也就是努力以“历史地”、“美学地”呈现，“说”出一个 时代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精神性的存在状态。那么，在对世界形而下和形而上的表 现及把握过程中，如何摆脱和超越以往文学表达、文学想象的局限和传统艺术模式的束 缚、制约，从而不仅使自己的文学表达洞穿具体的社会生活表象，而直指人类、人性的 心灵内蕴，使叙事文学达到理想的境界，成为一代代作家努力追求的方向。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大量当代小说创作，不仅呈现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种 种特征，而且其感悟、表达生活的审美方式、美学趣味，特别是那种介于写实和虚拟之 间的意象性、寓言性表达，使中国文学冲破了以往“纪实性宏大叙事”规范长期造成的 形式匮乏和平面叙述的浮泛，为文学创作和阅读开拓了一个颇为宏阔的艺术空间。无疑 ，文学叙事表达的万千气象使当代中国小说呈现出深广的文化诗性特征，寓言模式的表 现形态经由中国当代作家之手趋于成熟，而其中蕴含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生活观念 则是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与世界文化、文学的一次成功“整合”。 1985年前后至今，当代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大量充满寓言诗性的小说文本。在“寻根文 学”思潮中，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王安忆的《小鲍庄》，以明显的寓言 力量，显示了不俗的实力；“先锋作家”苏童、格非等人以自己的写作表达了对超越时 空的文学永恒性的求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刘震云、阎连科以长篇巨著《故乡面和花 朵》、《日光流年》震动文坛；余华则以《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的深刻寓意展现 出文学叙述的巨大魅力和人文力量。以上作家们的写作表明着人们对文学的深入理解和 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 下面，我试从几个方面具体论述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寓言诗性特征。 解构时间：实现主体对现实的超越 当代小说的寓言化倾向，首先表现为作家们试图通过小说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结构性把 握，以小说的叙述结构建立起全新的寓言结构，从而实现创作主体对现实的超越，艺术 地创造出永恒的时间结构。而透过现实世界与生活表层结构，使文学表达出能体现生活 内在本质的本体结构，则需要诗与时间的和谐呈现，那么使两者完善与和谐的途径仍然 是创作主体对于世界结构的清晰把握，说到底，创作主体只有充分地体验时间，即与人 的生命及其价值相关的时间，才能诗化时间，诗化生活和人生，使生活的结构诗化。因 此，结构时间，将客观物理时间转化成充分体验后的心理时间、文学时间，也就可以实 现创作主体对表层现实的超越。 结构主义学者霍金斯认为：“结构主义基本上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一 思维方式中，“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感觉到的 那种关系”。(注：霍金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作家余华也曾反复强调人作为创作主体同现实世界及时间的“结构关系”，他认为 ，“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时……人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 正体会到世界的无边无际……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 ，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注：余华 ：《虚伪的作品》载《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可见 ，只有创作主体对时间重新进行结构，捕捉或寻找“在各种事物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 ”或取消“时间固有的意义”，才能在小说文本貌似封闭性的文学时间中，获得我们对 世界新的认知和理解，真正体会到世界的无边无际。这时，我们还会发现，我们在小说 的叙述语言和结构中，时间最终消失在阅读中，消失在叙述的空间中，抽象出寓言性的 关于世界的某些真理，给我们以审美的愉悦和发现的满足。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则是一部刻意解构时间的经典之作。它正是通过对于 现实表象时空的叙述和颠覆，即以创作主体的审美思维、审美观照方式重新编排生活， 建立起自己的小说本体寓言框架。生活被“颠倒”着进入小说的叙述，形成“时光倒流 ”式的结构模式。因此，从艺术史角度讲，我们也可以说《日光流年》是当代极具形式 感的典范作品。 作家选择了“寓言结构”来结撰小说，创造文本独特的描述氛围，进行精致缜密的构 思，试图通过对一个完整故事的“寓言化”处理，来蕴含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乃至整 个人类的命运。小说以三姓村村长司马蓝为叙述线索，贯穿小说故事时空。小说第一卷 《注释天意》中，司马蓝便没能超越40岁的生命“大限”，以殉情方式自尽。第二卷《 落叶与时间》叙述司马蓝身体力行，带领全村人进城卖皮，拼命修渠改变水源，以延伸 生命之“时”限。在三至五卷中，司马蓝回到青壮年时代、童年时代、直至在母体里对 外部世界的感知。在全书的叙述中，主人公的生命时间被逆向叙述，叙事逆着正常时序 溯流而上，形成一种新的叙述时间、叙述语法。这种对文学时间的刻意解构，使文本产 生了开放性的寓言结构。文学时间一方面刻上了作家体验的印记，因为作家通过体验和 孕育设置了小说文本的潜时间，这是改变了物理时间之后的心理时间体验；另一方面， “作品的文学时间又是读者参与创造的结果，不同的读者以各自方式投入文学阅读而使 作品的文学时间以读者个人方式生成”。(注：马大康：《论文学时间的独特性》，《 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1期。)在这里，作家显然受到乔依斯、普鲁斯特、蒲宁的影响， 有意地打破文本的外在时间，在文本中创造出一种内在时间，这种内在时间赋予了作家 自身对生活、生命的理解和把握，时间的虚拟与实在化并存，体现出人的生存状态性， 人们在诗化的时间与人生中，捕捉、感悟到一种迷离、模糊的瞬间感受，从而生发出对 人生的价值、意义、永恒、失落诸问题的哲理思考。《日光流年》中的“40岁大限”意 象性地强调了个人生命的有限性、个人时间体验的有限性，我们在司马蓝的有限时间中 感受着一种生命个体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同时也感受到了这一生命个体的终止和时间的 终止。既然人的时间性就是人的生存性，那么如何在有限的生命时间中去把握有限时间 ，去创造和充实有限人生，打破客观世界为生命设定的边界，最终实现主体对现实的超 越，成为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之一。小说以表现主人公“死亡”起始，也就是将死亡作 为终结开始叙述，死亡是终结的现象，同时又是现象的终结。这种叙述方式冲击着我们 的思想，激发我们对生命的沉思。生命的终结对表现的时间性来说是什么?死亡对时间 来说是什么?生命的必死性本身是什么?对时间而言死亡的意义如何?小说引发我们关于 存在的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