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章结构与名学根基 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十节，胡适提到“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 ”；朱自清于是接着发挥：“他自己的文字便是很显著的例子”。为何说胡适长篇议论 文的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除了朱自清本身也是诗人和诗论家，对《尝试集》不是 很恭维，更因其确实读出了胡适述学文章的优点：“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 面，受梁启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 曲同工之妙。”(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299—300页 。)接下来，朱自清从排语、对称、严词、比喻、条理等角度，分析了胡适长篇议论文 的好处。前四者属于常见的修辞手法，会写文章的人，大多离不开；值得注意的是第五 点“条理”，这确实说出了胡适文章的特点： 长篇议论文更得首尾一贯，最忌的是“朽索驭六马，游骑无归期”。胡先生的文字大 部分项或分段；间架定了，自然不致大走样子。但各项各段得有机的联系着，逻辑的联 系着，不然还是难免散漫支离的毛病。胡先生的文字一方面纲举目张，一方面又首尾联 贯，确可以作长篇议论文的范本(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第2卷 ，第307页。)。 朱自清此文，是为中学国文教师而撰，因而力求“明白清楚”，就像胡适“述学”时 所标榜的那样。正因为说得太清楚了，容易招致胡适文章同样的批评，精细有余，而深 邃明显不足。可我以为，将胡适述学之文的好处，从相对玄虚的思想、方法、修辞层面 ，转移到容易“眼见为实”的结构，是恰如其分的。 胡适提倡白话文的名气实在太大，以至一谈胡适文章，很容易纠缠在什么叫“白话” ，能否同意胡适意见，将“白话文学”范围扩大到说得出听得懂、不加粉饰、明白晓畅 三个不同的层面(注：如素痴(张荫麟)的《评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见1928年12月3 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48期)，便专门敲打胡适的“白话之定义”。)，以及胡适 本人文章是否符合这一要求。其实，胡适文章——尤其是述学之文的“明白清楚”，与 其说得力于白话之白，还不如说受益于注重名学以及讲究结构。 作为文学家的胡适，最受人疵议处，在于其文学观的浅薄：诗词只问“通”与“不通 ”，小说则专管“结构”。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竟得出《红楼梦》在文学技术上 不及《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注：参见《答苏雪林书》和《与高阳书》，《胡 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页、290页。)，实在无法 让人佩服。至于原因，据说是“因为《红楼梦》里面没有一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注：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第99页。)。这里所说的plot，牵涉到的，其实是小 说的结构。为什么说《海上花列传》好，关键在于有“结构”： 作者大概先有一个全局在脑中，所以能从容布置，把几个小故事都折叠在一块，东穿 一段，西插一段，或藏或露，指挥自如(注：参见《<海上花列传>序》，《胡适古典文 学研究论集》，第1219页。)。 相对于《儒林外史》的“只是一连串短篇故事”，胡适尤其欣赏《海上花列传》的“ 有一个综合的组织”。 文学作品必须有“结构”(胡适的小说结构意识，带有明显的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印 记)，这一主张，贯穿胡适的一生，可以说是其文学技术观的基石之一。在早年的《建 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提到“如今的章回小说，大都犯这个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懒 病”。接下来讨论文学的方法，包括收集材料、结构和描写三种。至于文学家该如何讲 究结构，胡适说的很清楚：“结构是个总名词，内中所包甚广，简单说来，可分剪裁和 布局两步。”(注：参见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 第61—64页。)以此单打一的结构观分析中国古典小说，其无法欣赏《红楼梦》和《儒 林外史》，一点也不奇怪。我关注的是，这一使胡适备受非议的结构意识，对于其述学 之文的影响。 述学之文没有plot的问题，可同样需要讲求结构。这方面，胡适最为推崇的，当属章 太炎。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写下这么一段热情洋溢的评语： 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 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 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 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123页。)。 就在这篇五万字的长文完稿一个多月后，胡适在日记中重提“中国很少精心结构而有 系统的著作”，不过这回评价标准略为放宽，中国历史上可称为“著作”的，增加到四 十多种，其中近人的著述，包括《今古学考》、《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仁学》、《訄书》、《国故论衡》、《文始》。后三种为章太炎所撰，最后两 种还专门加了着重号(注：参见《胡适的日记》，第331—333页。)。 强调“著作”必须是“精心结构”，而不应该只是语录、札记或文章结集。从这个角 度，不难理解他为何不满陈源谈论“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时，不挑专著性质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而选文章结集的《胡适文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