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20世纪的中国，胡适绝对是个绕不过去的大题目。1950年代中国大陆组织胡适思 想批判时，分成九大主题，如今这九大批判，几乎全都倒过来做了。如此大张旗鼓，不 管是批是捧，都等于承认胡适的影响遍及社会各领域，这就难怪胡适当初不但没有诚惶 诚恐，甚至还有点自鸣得意(注：参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 992年版，第234—235页。)。在众多正面表彰胡适功绩的言论中，我欣赏余英时和唐德 刚的两段话：一是“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一是“胡 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应该还是在文学方面”(注：参见余英时：《中 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6页；唐德刚：《胡适杂忆 》，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本文的基本构想，正是将这两句话钩连起 来，论证其影响深远的“述学文体”在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双重意义。 1920年代，陈西滢评选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不选《尝试集》，也不选《中国 哲学史大纲》，而选相对庞杂的《胡适文存》。在陈氏看来，并非“天生的诗人”的适 之先生，具有“说理考据文字的特长”，故《胡适文存》不但提倡新思想、新文学有功 ，而且，“将来在中国文学史里永远有一个地位”(注：参见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 来的十部著作》(上)，《西滢闲话》，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335—336页。)。194 0年代，朱自清撰文指导《胡适文选》的阅读，如此称颂胡适的文章：“他的散文，特 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他的长篇议论文尤其是白 话文的一个大成功。”(注：朱自清：《<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第2卷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页。)1960年代，论学宗旨基本与胡适相左的钱 穆，在强调“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时，挑剔王国维、陈寅恪的述学文体，相反 却肯定胡适的文章“清朗”、“精劲”且“无芜词”(注：参阅《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 》，载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 ，第254页。)。进入新世纪，曾“想正而把经拜师学古文”、时至今日仍对现代中国散 文情有独钟的小说家叶兆言，在访谈录中也赞扬“胡适的文字非常好，包括学术论文” (注：参见叶兆言、余斌：《午后的岁月》(五)，《长城》2001年6期。)。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作家陈西滢、朱自清、叶兆言，还是学者钱穆，其欣赏胡适文 章，都不是当初红极一时的小品《差不多先生传》，或进入国文教科书的译文《最后一 课》(注：朱自清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中提到，差不多每种国文教科书都选了胡 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和《二渔夫》，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273页。)，而是论 学文章。区别仅仅在于，到底是将胡适的这些“述学之文”放在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来 考察。谈论这个问题，不妨就从解说胡适的“论学”与“述学”入手。 一、“论学”与“述学” 同样对清代学术很有兴趣，胡适与其格外推崇的章太炎不一样，似乎从不关心那位出 身低微、苦学成家的汪中(注：章太炎在《与王鹤鸣书》中专门表彰“汪中佣书”而“ 学术有造”(参见《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而在《 国故论衡·论式》中则称赞“汪中说《周官》、《明堂》诸篇，类似礼家”(见《中国 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故胡适的 谈论“述学”，很难说是有意追摹汪中“博考三代典礼，至于文字训诂名物象数，益以 论撰之文为《述学》”(注：参见王引之：《(汪容甫)行状》，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 无锡孙氏藏汪氏刻本《述学》附录。)。比起“述作”、“述圣”或“论学”、“讲学 ”来，“述学”明显不是一个使用率很高的词组，为何得到胡适的格外青睐，以至在《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章“导言”里，被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加以分疏? 在现代中国学者中，就对于文章体式的讲求而言，胡适起码是最为自觉者之一。留学 美国时期，胡适“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注：《胡适留学日记·自序》，《胡 适留学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其中不只体现其思想观念的变迁，还包 括了对于文章体式的想象。日记不收其时正在专攻的中国哲学方面的专门论文，体现的 是兴趣广泛的适之先生其他方面的阅读与思考。即便是本该随意性很强的“札记”，胡 适也都非弄出个子丑寅卯来不可。在1912年12月16日的札记中，胡适于规定日记内容的 同时，亦隐含着其文章分类意识： 自此以后，有事值得一记则记之，否则略之。自今日为始，凡日记中所载须具下列各 种性质之一：(一)凡关于吾一生行实者。(二)论事之文。(三)记事之有重要关系者。( 四)记游览所见。(五)论学之文(注：参见《胡适留学日记》，第1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