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江泽民同志“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 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指示精神指导下，当代报告文学创 作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继续热忱关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风云，敏 锐追求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轨迹，因而得以成为当代文学领域最贴近广大人民群众、亦 最为广大群众读者关注的一种文学体裁，始终保持着繁荣发展的良好势头。仅从数量的 递增来看，据1998年2月21日《文艺报》载文粗略统计称，“近些年来，每年省级以上 报刊发表的报告文学竟达10万多篇，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2千多部。”尽管难以避免 泥沙俱下、作家作品质量良莠不齐，但这种势如奔潮、令人鼓舞的创作发展现象，亦足 堪称壮观空前。而回顾这些年来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我以为不妨可以说，坚 持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是报告文学持续繁荣的奥秘所在。具体地说，就是扣紧时代的 脉动，深思时代的问题，讴歌时代的英雄——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们在这三个方面广开视 野，深入发掘，齐头并进，各显身手，从而创造出生动活泼、精品力作迭现纷呈的喜人 创作局面。 报告文学作为兼具新闻性与文学性的一种新兴文学体裁，关注现实，拥抱时代，迅速 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和重大事件，始终扣紧时代脉动，无疑应是它的重要体 裁特征和历史使命所在。我们看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坚 持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和辉煌业绩，在报告文学作家们 的笔下得到了及时充分、激情满怀的报告抒写。杨守松的《昆山之路》，陈秉安等的《 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王存荷、王光明的《沂蒙九章》，陈玉谦、曲晓平的《拓荒人 》，高胜历的《东部热土》等作品生动翔实地记录了我国城市与农村改革走过的艰难坎 坷而又成绩斐然的历程，凸现出当代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与恢弘气魄。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等“ 航天四部曲”和《中国863》，徐剑的《大国长剑》《鸟瞰地球》等作品，真切动人地 描写了我国高科技领域和国防建设领域令世人注目的发展成就，表现了中华民族建设现 代化强国、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顽强意志与豪迈情怀。黄传会的《忧患八千万》 和《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西部军旅风情纪实文丛 ”一套5部计一百余万字的作品，都满怀深情地记载了党和政府领导和发动全党、全军 、全国人民投入扶贫攻坚战以及中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宏大蓝图和真实进展，全景式地反 映了这些足以载入史册的心系群众、造福人民的历史性建设画面。尤其是大量的来自祖 国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报告，视野开阔，材料丰富，场面壮观，大气磅礴、激励斗志的 思想艺术力量，其中突出的篇什如莫伸的《大京九纪实》、焦祖尧的《黄河落天走山西 》、邢军纪和曹岩的《北中国的太阳》、江宛柳的《蓝色太平洋》、李林樱的《雅砻江 的太阳》、罗盘的《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 等都交响着大时代的新乐章，雕塑着建设者的丰碑，使人过目难忘。还有一类作品如朱 恩涛的《国际刑警风云》，讲述了中国警方以国际刑警组织为舞台展示风采、屡现身手 的复杂历程与精彩故事；乔迈的《中国之约》，则报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揽天下英 才引进国外专家的情况和诸多实绩，这部作品中有个小小的细节给人印象极深——一位 美国博士潘维廉放弃10万美元的年薪收入来华任教数年后，真诚地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国 国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他的动机和理由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管理着 这么多的人口，也没有一个国家在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谋利益。”这些作品都以让世 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为立意主旨，胸怀博大，思维新颖，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自 信与从容，展示了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崭新精神面貌。 这类紧扣时代脉动的报告文学作品的突出特征，一是信息量大，能够及时传递给广大 读者以新鲜的富于思想艺术价值的社会生活信息；二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历史的高度去 拥抱现实，真实地记录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中国人民开拓进取的前进步伐。 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能够紧紧牵动广大读者的视听，成为人们竞相关注、甚至津津乐道 的对象。 敢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矛盾和重大社会问题，深入思考并勇于批判当代世界及中 国现存的愚昧、落后甚至是阴暗的社会现象与精神现象，是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可贵的 战斗品格，也是多年来广大读者喜爱这一文学体裁的重要因素之一。大致说来，深思时 代的问题类的报告文学作品可以分为历史反思型与现实参与型这两大分支。历史反思型 的作品如金辉的《恸问苍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回顾当年日本侵略军屡 屡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追问“他们为什么杀人”与“我们为什么被杀”；郭晓华的 《东方大审判》，回顾二战结束时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性事件，也揭示了当年美国占领 军姑息、庇护日本战争罪犯而为当今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屡屡蠢蠢欲动埋下了伏笔；沈 卫平的《8·23炮击金门》从当年战事纪实、中美战略角逐到今天的历史延续，全方位 地梳理了“台独”与反“台独”斗争的历史脉络；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则通过 回顾半个世纪前的抗美援朝战争总结了国际战略大角逐的一段真实历史过程，也澄清并 回击了某些无知者或别有用心者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混淆视听的说三道四；张建伟的 《温故戊戌年》和《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麦天枢和王光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 争纪实》等作品反思历史的悲剧、着眼现实的启迪，为我们温故图新提供参照。而现实 参与型的报告文学作品则取材遍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政治改革到文化教 育隐忧，从婚姻恋爱到计划生育，从老龄社会到少儿辍学，从商场欺诈到官场腐败，从 道德滑坡到水土流失，从克隆人到艾滋病，可以说，凡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凡为人民 群众所关注的问题，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都适时地甚至是超前地介入了。毫无疑问，政 治清明，思想解放，生活改善，环境宽松，是现实参与型报告文学得以遍地开花的前提 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作品，如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从国民素质是现代化 的基石这一思想高度，指出了当代人在科学、文化、道德、人格等九个方面与现代人的 应有素质之间的差距，颇具“盛世危言”的品格与警世分量；再如陈桂棣的《淮河的警 告》揭示环境污染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以及对污染源的不留情面的执著追究，杨黎光 的《没有家园的灵魂》通过剖析一个贪污受贿千余万元的一般干部而对我们这个时代的 、民族的心灵的病症作出的清晰明确的诊断，都足以震撼人心，引发舆论界、思想界乃 至领导层的高度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