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既是独标高格的“这一个”，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在某 种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却总是对“城里人”与现代文明保持 着高度的警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他极为蔑视政客与政治附庸文人的投机行径， 却又不能脱离民族主义的现代传统，无法像周作人、林语堂那样“自由洒脱”起来，而 是对民族前途充满了浓浓的忧患意识。在人们的心目中，沈从文天生就是一个咏唱抒情 牧歌的诗人，他的重要创作总是离不开爱与美与自然的主题，弥漫着梦幻般的神秘情调 。然而这远非他思想情感的全部，在他艺术心灵的深处还隐藏着另一个非常理性化的、 充满了形上冲动与思想家气质的自我，这也许是全面理解作家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的一把 钥匙。更重要的是，探讨沈氏理性文学观对我们今天理性精神大溃退的文坛，具有非同 寻常的警示意义。 哲学冲动：理性与意志 沈从文崛起于30年代的文坛，其创作是与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独特反思联系在一起 的。在他看来，那场人性解放的运动，产生了极强的“重新做人”的意识，“人的文学 ”更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可是“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但 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的人?却似乎被主持这个运动的人忽视了。如果把范围限制 在“争自由”一面，含义太泛，把趋势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则太窄(注： 《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259页。)。结果所谓解放不过 是止于“男女同学”而已，年轻人形成了“一种庸俗平凡的类型”，其特点是“生命无 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注：《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第261、259页。)。他实际上看到了“五四”理性精神在内涵上极其单薄、或“太泛 ”或“太窄”的严重缺陷。他还进一步指出，由此缺陷再加上对文字工具的滥用和误用 ，结果在后来的知识界中培养了大量的“阉宦似的阴性人格”。为此他极力呼吁，“改 造运动”远较“解放运动”重要，“做人运动”远较“做事运动”关键，就妇女运动来 说，就是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放大“生命与人格”，恢复做人的自信心与自 尊心。这种以“做人”为核心的观念，成为沈从文从事文化批评与文学创作的立足点。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人格的重塑呢?在进一步的思考中，他拒持“做事运动”的繁琐与浅 薄之见，决心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在他看来，能否形成一个“五 光十色的人生”，这取决于“人的意志力”，进言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哲学，一 种“表现这个真正新的优美理想的人生哲学”(注：《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 社1984年版，第267页。)。 在沈从文这里，所谓意志力，即接近于西方启蒙家所谓“自由意志”，又被赋予了更 为独特而深广的内涵。在他看来，一个人不能仅仅是平平安安地生存即可知足，他还“ 必须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 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他强调说：“激发生命离开一 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注 ：《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15、114-115、341页。)一般认为，沈从文否定了现代工 业文明所带来的人性道德的堕落，尤其是其小说创作常常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对人性失望 的悲剧感。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他并不否定历史向“前”发展进步的规律，也相信道 德经过民族自我反省的日益加深终将会进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对“意志力” 的信仰。只不过他认为这一过程将是艰难的、缓慢的，尤其在当时尚未看到多少希望； 惟其如此，意志力的培养更是关乎整个民族生命存亡的重大的课题。他认为担此重任者 非文学(小说)莫属，原因在于它“即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 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值得 注意的是他强调将理性注入人的兴趣与意志之中，通过对生命的激发，将人从普通动物 的状态引导至一个崇高境界之中，这不正是现代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之所在吗?以往我 们对沈从文的认识往往偏重其“对生命的信仰”、“爱与美的宗教”等浪漫的、情感的 色彩，而相对忽视了其理性的底蕴，因而较少从现代性的角度评价其贡献。他指出“一 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 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 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 ‘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乡愿道德，社会虽异常需要，有许多简便 方法工具可以利用，……不必要文学来作。至于小说可作的事，却远比这个重大，也远 比这个困难。如象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爱憎取予，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 ，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生命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为任何书籍所无从 企及。”(注：《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15、114-115、341页。)那么在他眼中，道 德究竟是什么呢?它又具有怎样的本质与特性呢?他说所谓道德“不过是人与人共同活下 来时，谋和平安全，减少一点纠纷，使人与人更容易相处的一种东西罢了”；道德“就 个人言代表理性，重节制与牺牲”，他强调这里所说的牺牲“对个人虽为牺牲”，“对 社会人类则为利益”(注：《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15、114-115、341页。)。那么 ，他所说的道德是先验的还是历史的?他以法律与道德相比较，认为二者的“用处”虽 相似，但在发挥作用及内涵性质上却不同，法律注重的是使人“不敢作恶”，道德却能 使人“乐于向善”。这就指出了法律作为人的外在的教条禁律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 ”，而道德则意味着使人在自身理性的导引下自愿选择和行动，这十分接近于康德所强 调的道德的“自律”而非“他律”，也就是充满着理性与意志力的道德。同时，沈从文 还指出道德虽“有些本质不变，形式则常常得变动”，有些道德在一时需要，待时过境 迁又毫无存在的价值了。因此他说“道德即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产生，因此多数的道德 无固定性，常随人类需要立一个标准，它的价值也就在那并无绝对固定性上面。”由此 他批驳所谓“恢复固有道德”不过是“愚妄”之见。沈从文将意志与人的道德、实践、 理想、信仰，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等结合在一起探讨，并最终指向了人的自律与创造性， 使其理性文学观抵达哲学的最深刻层面与最崇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