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对于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许多中国现代作家来说，“矛盾”的体验于他们并不陌生 。在《八十自叙》里，林语堂就曾云：“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 。”这绝非矫情之语。确实，《语丝》时期的林语堂，遵从个性，未依门户加入《现代 评论》，而紧紧追随周氏兄弟，以凌厉的笔锋直指中国国民性之弊端，甚至在疗救问题 上毫无顾忌地提出了全盘西化之法——“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 气太重，若惰性，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 则弟以为唯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注：林语堂：《给玄同先生的信，林语 堂文集》第9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而当历史经过一段时间的沉 淀，尤其是当他清醒地意识到西方文明之困境(诸如物质主义的压迫，人们心灵的紧张 和压抑等)，站在西方的视角反观中国传统，林氏又从儒道释互补的哲学中，从中国百 姓的日常生活中大书其文化特质之优越，用作医治西方人文困境之良方，前后文化观的 矛盾和断层是显见的。然深入文本，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矛盾，所谓的不一贯更多地 是来自话语表述的层面，在矛盾的语词下实则一直流淌着其文化哲学观的主流，那就是 建立在健全活泼的生命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哲学观。以此反观，若奴气、惰性、敷衍终非 合于健全人性，因其萎顿、虚伪而斥之，而西方的物质主义之压迫因其悖情则以中国文 化中健全的人文精神以补之，如此，一破一立，而构成了互补自足的哲学世界，体现其 素朴的世俗关怀视角。当然，其人文主义哲学观也面临着种种困惑、危机直至最后的后 拨。而经由作家的哲学探寻之轨迹，我们也就能自然地理解其文学世界(包括其小说、 散文、传记等领域)中的种种文化“情结”及其嬗变。 一、人本位的近情哲学 我们知道，在西方，人文科学的定义出现得很早，但其发展却是较为缓慢的。自古希 腊至康德，科学主义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这自然与欧洲重智、重知识的哲学传统有密 切关系。古典哲学家们普遍关注的是世界的本源问题，从而使经院哲学带有浓厚的本体 形而上学色彩，人性哲学始终未能构成主流而只是内在于其间。及近代，哲学家们的关 注焦点转向了认识世界，出现了以“理性万能”为主要特征的主体形而上学，而这同样 表现出对生动丰富的人性的淡漠。 对于西方这一经院哲学的传统，自称“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显然也深深地体会 到了，但他的回应姿态却是独特的。有别于对经典，对传统的郑重其事，他一开始采取 的便是大胆的怀疑与解构。在《生活的艺术·自序》中，他发出了挑战性的话语——“ 我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只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在他看来，我们的学问、 哲学是太过复杂和严肃了，而只有把哲学从繁复、玄虚的形而上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回 归简朴，这才是文化的最健全的理想。与此相对应，他选择了以素朴的世俗人生为其落 脚。在《谈中西文化》一文中，林以对话体的形式借人物之口说道：“常人谈文化总是 贪高鹜远，搬弄名词……如此是谈不到人生的，谈不到人生便也谈不到文化。”剥离了 文化绚丽的外壳，文化回归到了真实的人生。而文化既关乎人生，就不能不以人情为参 照。事实上，林氏心中的人首先或根本上是取自生物学意义上的芸芸众生，这在散文《 生活的艺术》中清晰可见。在他看来，人无非都是猿猴的孙子，都不免一死，人的生活 也都受一个叫肚子的无底洞的影响。既然动物性对人生影响至深，人又何必羞于或无视 人的这一生存层面?因此，近情的人才是真实的人，也只有近情的态度才有可能产生宽 容的真正的文学。由此，在他的散文世界中，多的是对“假道学”，对“方巾气”的鄙 夷。同时，作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现了苏东坡、袁子才、郑板桥、金圣叹、李渔等 诸名士，在西方的文化资源中，发现了克罗齐的“表现学说”，作家的结论是：“文学 无新旧之分，唯有真伪之别；凡出于个人之真知灼见，亲诚至感，皆可传不朽。”(注 ：林语堂：《论文》、《林语堂文集》，第10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204 页。)显然，这是作家的“近情”哲学观与他的“真”的文学观的互现。 而以此视角关注林语堂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很可以看出其倾情所在的。也许，林语堂 小说之最大缺陷在于作家主体的过多介入，老彭、姚思安、立夫……众多人物的背后无 不较显明地暗示着作家的人物定位和道德评价，而使其多少具有哲学代码的功能，甚至 放在其整个小说创作的背景中，显示出一定的类型化的倾向；但从另一方面看，则相当 程度上保留了其哲学和文学的互渗和互融。 不难发现，女性形象在林氏小说中的份量是很重的，然此处我尤感兴趣的是其同一小 说中的比照性女性组合。林语堂曾在《吾国吾民》一文中表示：“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 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如问他喜欢黛玉还是宝钗”，而我认为，看林氏之性情，只 要视其更倾向于木兰、牡丹还是莫愁、素馨即可。应该说，在《京华烟云》中，木兰和 莫愁都是作家所认可的女性形象，小说中的莫愁善解人意，圆融稳健，可谓传统儒家眼 中的理想女性，但事实上，在作家的心中，其理想并非莫愁而是木兰。他甚至明白地说 ：“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作为妙想家，木兰更多地从其父姚思安的灵魂中感受 到了道家的仙风，洒脱自然，不拘一格。在感情上，她爱立夫，甚至以冒险的方式营救 立夫，但这并不妨碍她顺应家族和命运的安排嫁给荪亚，并共同幸福地生活；她爱荪亚 ，她也爱一切美的东西，甚至愿意为丈夫纳妾；她身为名门之女，却恬淡自如，过起居 家百姓的生活；出于天然母性，在痛失爱女后，她愿意全身避祸，但随时势之发展，她 对战争有了新的认识，毅然追随政府，汇入革命的洪流。如果说以前和立夫相恋，她发 现了自我，而在抗战大潮中，她却融入社会。而无论丧失或发现，皆一派自然，顺乎内 心，顺乎成熟的历程，毫无矫情。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点上，获得了作家对这一人物的 偏爱!同样，小说《红牡丹》中，妹妹素馨也是一个善解人意，淑静内秀的女性，正如 作家所描写：“她是诲淫诲盗等章节删除之后的洁本”。但显然，林氏之兴趣在牡丹， 虽然在正统派视之，牡丹风流成性，丧失后数度追求男性——婚前情人金竹，堂兄孟嘉 ，诗人安德年，拳术家傅南涛，毫无传统女性的贤淑之美，而作家的内在情感是宽容和 认同的，甚而带有欣赏的意味。在他看来，追随内心而不压抑个性，这就是人道，而彼 此的身份是无足轻重的，牡丹最后恰恰在地位不高的傅南涛这儿找到不安灵魂的归宿， 纯属内心的召唤。在以“一男多女”为主要模式的言情类小说中，《红牡丹》是大胆率 真的，虽然由于过多地偏于人性的自然，抹去了对主人公的道德评价而失之于单薄。其 他的如丹妮，柔安等发展中的女性形象，虽皆有诸如多重恋爱、未婚先孕等历史，但同 样，作家的重心在其自然天性而给予极大的同情和认可。可以说，在林语堂的小说世界 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最为集中而深刻地蕴涵着作家的人文哲学。其中，林氏表现 出对消解完美，回归自然天性的极大热情，体现出真诚的人本位的世俗关怀走向。
